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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革”纪事 (1966．5—1976．10)

日期：1989-2-0 作者：《浙江方志》编辑部, 程超, 魏皓奔, 主编

前言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杭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本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自1986年下半年起，组织力量，查阅了大量报刊、档案，收集了许多失散在各地的原始资料，走访了不少老同志，历时二年多，四易其稿，整理出这本《浙江“文革”纪事》。《纪事》目的在于存史，它对我省各地正在编纂地方志工作很有参考价值，应多方要求，特此刊出。

《纪事》作为内部资料，仅供有关领导、修志单位、教学资料部门参考，并请补充指正。

《浙江方志》编辑部1989年2月

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概述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浙江省和全国一样，在十年动乱中，遭受严重的灾难和损失。“文革”中，张春桥、吴法宪就直接插手，王洪文遥控指挥；林彪把浙江作为他们武装判乱的固守基地。浙江的局势多次反复，武斗频繁，全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66年5月至1968年3月，是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夺权时期，其具体可分为两段。(1)发动阶段。主要事件有：1966年6月初，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在校园里贴出声援“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6月下旬，在《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刘丹(浙大副校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林淡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前杭州大学副校长)。8月23日开始，全省红卫兵(中学生为主)上街破“四旧”。同年9月15日，省、地(市)一些造反组织联合组成“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开始全面“炮轰”省委。同年11月下旬，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揪斗，省委工作基本瘫痪。(2)夺权阶段。鉴于省委被冲垮后，省军区成为造反派夺权的主要障碍，1966年12月23日深夜，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以抓走资派为名，冲进省军区机关，发表了夺权宣言，要创造夺军权的样板，前后在省军区闹腾达40天之久。12月30日，以张永生(美术学院学生)为头目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成立后，首先对《浙江日报》进行夺权。当上海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时，浙江造反派积极跟上，但在省级领导中结合谁打倒谁的问题上，造反派内部发生严重的分歧，因此有人另拉队伍，成立了“红色暴动委员会”。从此，浙江造反派形成两大派组织——“省联总”和“红暴派”。两派长期互相争斗，局势极为混乱。1967年3月15日，中央决定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组成了以省军区政委龙潜为主任的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张春桥、吴法宪为了控制浙江，直接插手，支持和培植亲信，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坚决贯彻吴法宪“把龙潜挤出去，把南萍请进来”的指示，在军管会内部制造分裂，使军管会无法正常工作。同年6月6日，“杭丝联”两派发生武斗，中央召集有关人员到北京会谈，7月4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二十军，空五军他们支左方向路线是正确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他们在支左中错误是严重的，解决省军区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为解决浙江问题定了调子。8月，正值揪军内一小撮高潮，以及其它的因素，导至了两个改组——8月22日，中央决定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二十军政委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兼任省军区代政委，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省军区代司令员。11月中旬，“省联总”在新的军管会支持下，在屏风山招待所召开有省市厅、局以上干部参加的所谓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揭所谓“通敌、资敌、养敌”的罪行，欲置江华于死地。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为筹建省革委会作思想、舆论、组织准备。1968年3月24日成立了以南萍为主任，陈励耘为第一副主任的省革命委员会。

第二个时期，从1968年3月到1972年4月，为斗、批、改阶段。主要事件有：批判资敌、通敌、养敌，砸烂公、检、法；批判文艺黑线，迫害文艺工作者，批判“反三红”，镇压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1968年9月中旬开始，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干部和党员遭到迫害。11月初，相继成立省，地(市)“五·七”干校。1970年2月，全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又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据统计：原省委委员42人中列专案审查的28人，地委书记、厅局长一级干部400多人中，被当作敌我矛盾的133人，全省被关押揪斗的人无法统计。有的被打成“土匪村”、“叛徒窝”。1968年11月8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党员代表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批判“二月逆流”，诬陷省军区原领导干部是浙江“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并且要揪后台的后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中央于1969年1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即一月会议)，讨论解决浙江问题。在康生、张春桥、黄永胜、吴法宪等偏袒下，批评了原省军区几位领导干部，支持了南、陈、熊。张春桥说：“浙江问题的根子在省军区，要解决省军区的问题”，“省军区乱得还不够”。‘一月会议’实际上支持了南、陈、熊，使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迫害干部和残酷镇压另一派群众组织。他们擅自调动部队攻打诸暨和在浙南镇压群众，1969年4月为了各县普遍成立革委会，实现全省“一片红”向“九大”献礼，南、陈、熊又下令出动部队在海上追击玉环县群众组织，造成重大流血惨案。1970年4月，陈励耘、南萍为了效忠林彪，决定在西湖南侧风景区为林彪修建行宫(即“704工程”)，耗资二千余万元。从1970年起，一些市、县先后建立了新党委。1971年1月召开了省第五届党代表大会，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和进行组织人事安排。然而，好景不长，1971年9月13日，林彪爆炸后，查明陈励耘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于9月20日在上海被隔离审查。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揭批反革命纲领《“571工程”纪要》时，从揭发的大量材料中表明陈励耘、南萍、熊应堂与林彪集团早有勾结和联系。南、熊极力捂盖子，打包票，为自己开脱。1972年3月，中央召集浙江有关军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揭发南萍、熊应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有关问题，下达了(1972)16号文件，同年7月1日，南萍、熊应堂送北京审查，继续交待问题。

第三个时期，从1972年4月至1975年7月，其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批林整风阶段。主要事件有：1972年4月，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同年12月，省委在屏风山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揭发陈、南、熊的问题。经过揭发批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平反部分冤假错案，批判极左思潮和派性，解脱和启用部分老干部，浙江省的形势开始有了转机，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1973年1月，王洪文借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说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搞层层批判检讨，是纠缠历史旧帐。支持一些造反派起来活动。(2)批林批孔阶段。党的十大以后，在王洪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煽动下，10月3日，翁森鹤(杭丝联工人，原系红暴派头目，后投靠了“省联总”)、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厂技术员)给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公开信”上街。同年11月16日，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一伙打着“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的旗号在屏风山安营扎寨，与省委相对抗。他们以办学习班为名，发扬所谓“反潮流”精神，攻击省委主要领导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排斥打击新生力量，是右倾翻案，右倾回潮等等。实际是翻批林整风的案，妄图重新掌权。1974年1月20日，江青派人到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批林批孔的小册子。同年3月，从省委到各地、县和基层建立批林批孔小组。张、翁、贺一伙大搞“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3月26日至8月上旬，浙江省召开“三全会”(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全体委员会议)。会议主要批判所谓“两个否定”(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批极右，批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为批林整风中处理了的坏人翻案，把大批造反派吸收入党，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充实到领导岗位。同时批判“唯生产力论”，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使全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洪文遥控指挥，造反派会内会外串连，省委领导层内部又出现了新的裂痕。会议一再延长，开了143天，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浙江形势更加恶化。

第四个时期，从1975年6月至1976年10月，是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其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贯彻中央(75)16号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派性。1975年6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又派王洪文、纪登奎、陈野萍等带领工作组，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王洪文阳奉阴违，继续插手搞乱浙江，纪登奎同志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协助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解决省委领导“软、散”问题，纠正“双突”，撤销民兵指挥部，对翁森鹤实行拘留审查。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75)16号文件，批转了浙江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同时决定调整省委领导班子。7月下旬，批判派性，将省、地(市)两派造反派头头骨干200多人集中办学习班，一边学习、劳动，一边揭发张、翁、贺等人的问题。8月，杭丝联、浙江美院等文化大革命中派性较严重的八个工厂、学校重点进行批派性，搞好团结的教育活动。同年10月，张永生、贺贤春、方剑文被下放农村劳动。全省形势又暂时有所好转。(2)“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主要事件有：中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批林批孔受到批判处理的帮派人员又开始串连活动。1976年2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上浙江参加会议的五人草拟了一份贯彻打招呼会议的意见，认为1975年浙江存在右倾翻案风，批派性、办学习班都是错误的。王洪文要谭启龙留在北京作检查，省委工作由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三结合领导干部)主持。3月，省委宣传部组织大专院校300多人去北京参观学习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后局势又出现了反复。3月下旬，杭州市人民群众开始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4月4日，全省各地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9日，王洪文打电话给赖可可，说浙江的四·四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派公安部负责人祝家耀到浙江，追查“杭州四·四事件”和“总理遗言的制造者”。在全省开展清查活动，拘捕关押干部群众，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党内资产阶级。9月25日，赖可可在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化悲痛为力量，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报告。10月21日，全省军民纷纷涌向街头，敲锣打鼓，庆祝粉碎“四人帮”。

1966年

5月18日至20日

《浙江日报》刊登省委写作班子，署名“辛文兵”《〈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必须彻底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修正主义的反党口号》、《揭穿用学术讨论掩盖政治斗争的大阴谋》三篇文章。

5月20日至21日

《浙江日报》连续刊登《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

5月26日至31日

《浙江日报》在“把毛主席著作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发表了全省广大工农兵学商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文章。《浙江日报》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威力最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我们干革命、搞建设的指路明灯，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一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不管他们是多大的‘权威’，我们工农兵都要批判它，打倒它，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6月2日

《浙江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全文和新华社北京电讯《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等文章。

同日

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在校园里贴出声援“北京大学七位同志一张大字报”的标语和大字报，表示要向“北大七同志”学习，揭露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杭州大学一批师生到省委宣传部和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贴大字报，指责省委一些人妄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纯学术批判”的邪路。

6月3日

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贴出9人署名的《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大字报，揭发和批判党委对文化大革命制定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热情的问题。

浙江的几所大专院校，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院校党委和校主要负责人。

温州六中一名教师贴出了温州第一张大字报：《打倒黑帮，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大字报提出：“现在黑帮的爪牙伸到了我们市委、省委、大学……，起来战斗吧!我们一个一个把他们打倒!统统的把他们打倒，彻底的把他们打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6月5日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协助各单位党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并制定了八条规定，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据此，浙江省委也抽调机关干部采用派工作组的方式，领导浙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应浙江省委要求，省军区第一批抽调二百余名干部(其中团职以上六十名)参加工作组。当时派工作组、联络组的单位有：在杭八所大专院校和《浙江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省文化局及其所属单位。同时组成了以省委常委陈冰为组长的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杭州市委成立文教大队对市属八个剧团以及一些中学派工作组。

6月6日

杭州大学部分学生到《浙江日报》社，贴出一张《浙江日报为何按兵不动》的大字报。于是，《浙江日报》社在三四天中贴出了六七百张矛头指向编委会的大字报，揭发于冠西(社长、总编辑)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6月7日

《浙江日报》头版刊登《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解放军报》今天发表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这个要点叙述了解放以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历史，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意义及其深远影响。”要点分三个部分：(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二)、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和将来的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彻底的革命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10日

《杭州日报》报道，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本市部份五好(六好)职工举行座谈，声讨资产阶级权威的反动谬论。

6月22日

省委作出决定撤销刘丹浙江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职务。

6月24日

《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刘丹，头版刊登《揭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丹的反动面目》一文，报道了省委决定撤销刘丹浙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和副校长的职务，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拥护省委决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消息。同时，发表《打倒抗拒革命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社论。

6月26日

省委举行“浙江省暨杭州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曹祥仁、陈伟达、吴宪、赖可可，省委常委龙潜(省军区政委)、王起、陈冰、沈策，浙江省军区负责同志张秀龙、阮贤榜、刘亨云、万振西、李国厚、戴克林、郭卓辛等，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副书记王子达、关器、李元贞、陈侠、胡景瑊、周峰。出席大会的还有各地、市、县委书记，省、市各机关、各单位和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的党的活动分子一万多人。

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代表省委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江华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一)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二)大胆地积极地参加和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28日

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联名起草了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电报，要求撤走在浙江大学的省委工作组，并要求省委转给中央(省委没有转)。

同日

《杭州日报》刊登，杭州大学学生和教师举行批判大会，彻底揭露，彻底批判林淡秋(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前杭州大学副校长)的反党罪行。

7月4日

《浙江日报》在《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林淡秋》的标题下，选登了杭州大学“揭露林淡秋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林淡秋原来是邓拓一类货色”、等文章。

7月6日

《浙江日报》又以《彻底清算林淡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为题，分别选登了杭州大学政治系三年级二班战斗小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匕首”——评林淡秋《〈一九五六年散文小品选〉序言》，杭州大学总务处战斗小组“《说“狠”》是林淡秋资产阶级右派面目的大暴露”，杭州俄语教研组第二战斗小组“林淡秋的黑灵魂”——驳《美好灵魂的塑造者》等文章。

7月14日

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大专院校部分学生响应中国人民大学七位学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要求坚决彻底迅速地砸烂旧的教育制度”的倡议，纷纷表示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彻底粉碎一切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陈腐势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8月1日

《浙江日报》报道《省市军民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庆祝“八一”建军节》联欢会分别在人民大会堂和浙江省军区礼堂进行。

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曹祥仁，省委常委沈策，浙江省副省长任一力、刘剑，解放军驻浙部队负责人何以祥、万振西、李国厚、戴克林、郭卓林、张文和、叶泰清，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汤元炳、唐巽泽，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以及省市党政军各部门、省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出席了联欢会。

在联欢会上，浙江省副省长任一力、省军区副司令何以祥先后讲话。

8月初

杭州、宁波、温州、金华、湖州等市的市委和市委工交政治部，分别召开了重工、轻工业局和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他们纷纷表示“把手主席的指示(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作为自己行动纲领，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驻浙陆、海、空三军指战员表示：“决心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8月5日

浙江省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联络组。在工作组、联络组撤离时被一部分学生揪住不放，说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镇压学生运动”、“打击革命知识分子”，批判工作组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浙江美术学院的工作组组长长期被关押揪斗。

8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广播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大专院校广大师生和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舟山等广大工农兵，纷纷写大字报，举行座谈会，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

8月9日

《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时报道，杭州钢铁厂等厂矿企业举行集会，热烈拥护十六条，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8月10日

毛泽东主席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群众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省市一万多工人、农民、学生听到广播后敲锣打鼓到省委、市委报喜，表示，要响应毛主席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李丰平(省委常务书记)、曹祥仁、陈伟达、赖可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李维新，省委常委陈冰、沈策及市委负责人从早到晚接待群众。

8月19日

省委在少年宫广场举行庆祝8月18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大会由省委常委、省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冰主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讲话，浙江大学等十四个单位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十万多群众举行了庆祝游行。

8月20日

杭州市第七中学、十二中学，清河初中成立“红卫兵”(是全市最早成立红卫兵的学校)。

8月23日

全省各地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开展“四大”，杭州市红卫兵(以市属一些中学的学生为主)纷纷走上街头刷标语，贴大字报“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砸了一些商店的招牌、街道路标，给一些商店和单位贴大字报，并将杭州市的延龄路改名为延安路，杭笕路改名为红卫兵路，都锦生丝织厂改名为东方红丝织厂，王星记扇厂改名为东风扇厂，张小泉剪刀厂改名为杭州剪刀厂，云翔女子服装店改名为爱武女子服装店等。同日，宁波市农业职业中学的红卫兵(中学生)敲锣打鼓地涌上街头，向东福园菜馆、绿宝照相馆等单位提出“倡议”，要求立即改换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臭招牌。24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万岁！》。

同日 ．

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主要头头张永生(学生)、杜英信(教师)。

8月24日

《浙江日报》刊登“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杭州“红卫兵”上街大破旧风大立新风》”，记载了8月23日杭州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以新世界建设者的战斗姿态，一批批涌上街头，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一批商店和街道换上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称。

8月26日

《浙江日报》发表《全省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大显革命威风》的报道。同日开始，全省各地红卫兵“破四旧”之风开始转向冲击寺院、古墓，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全省各地许多寺院、古墓、书画相继遭劫难。杭州的平湖秋月碑牌、虎跑的老虎塑像、岳王坟的岳飞、秦桧像……都不翼而飞。当红卫兵冲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隐寺时，省委组织浙江大学几千名学生进行守卫，并向社会呼吁保护，得到社会上广泛支持，浙江大学学生与杭州钢铁厂工人、郊区农民一起守护在天王殿前，不让企图砸毁灵隐寺的红卫兵进去。在这期间，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省军区在灵隐架了军用电话，以便浙江大学学生能随时和省军区通话，省军区能及时向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报告情况。一直守护到8月底，周恩来总理发来“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报，才使灵隐寺得以幸存。

8月31日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浙江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战斗队”代表上了天安门。

同日

以浙江医科大学红卫兵为主的近万名师生，集合在省委大楼前，“炮轰”省委，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出来接见。历时一昼夜，江华没有出来接见，即以静坐抗议(此即所谓“八·三一”事件)。

9月1日

杭一中、杭二中等学校的学生到杭州市委造反，声称批判市委内王平夷等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同日

“省级机关红卫兵总部”成立。发布了一个通告，通告提出，要求维护省委、省人委正常的工作秩序，保证省委、省人委对全省工农业生产的领导。9月12日省委党校造反派造了省级机关红卫兵总部的反，省级机关部分干部开始走出机关和社会上造反派联合行动。

9月3日

《浙江日报》刊登了全省五十万职工喜得《毛主席语录》的报道，报道指出，“职工们说：有了革命宝书，我们更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读千遍，读万遍，把毛主席的活永远记心间，把工厂、商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同日刊登《彩车送宝书》的通讯报道。

同日

省委向浙江大学红卫兵和革命学生赠送首批《毛泽东选集》，省委还决定今后还将陆续向大专院校师生员工赠送《毛泽东选集》，6日《浙江日报》报道本省十一家印刷厂一个月来印刷毛主席著作七百多万册。

同日

“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成立，陈有生(杭州锅炉厂副厂长、全国劳动模范、省工会副主席)为主任委员。

同日

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化工学院、海宁一中、杭州交通学校等学生，围集在省委大楼，提出“炮轰省委、火烧江华”的口号。

9月4日

“杭州市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红一司”)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下设红卫兵纠察队。

同日

杭州化工学校赴金华串连队贴出了“六问金华地委”的大字报，9月7日金华师范学校学生写了“炮轰司令部——金华地委”的大字报，并要贴到金华地专机关内，与地专机关的干部、群众发生争执，展开辩论，有的学生被挂牌，戴高帽游斗。有两千多人参与围观。一直延续到16日，省委派沈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到金华去处理解决问题。事后，金华红卫兵组织北上控告团去北京。9月21日，金华地区红卫兵和造反派联合召开控诉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等人罪行大会。10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首都政协礼堂接见金华红卫兵北上控告团。张春桥说：“金华问题，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是一个严重的镇压学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十六条！李学智(金华地委书记)镇压学生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完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告团提出了要罢李学智的官，张春桥说：“这事最好慢一点，好处就是一直可以留一个对立面，可以使你们锻炼出本领，要创造如果上面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如何把它反掉的经验”。张春桥又代表中央文革表示：“同志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支持你们！”

9月10日

省委正式公布了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组长：陈冰，副组长：李维新、王起、沈策、孟克明、薛驹，组员：刘桂、李元贞、吴尧民、汪弘毅、杨彬、周群。

同日

省委举行大会，欢迎前来杭州进行串连的首都及全国各地学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致欢迎词。

9月11日

省市红卫兵在浙江医科大学召开“向省委提意见大会”，大会责令江华、李丰平、陈冰到会。

9月12日

副省长刘剑、杭州市副市长周凤鸣代表省市政府到杭州火车站欢送部分本省大中学校师生上京串连。15日止全省有一万两千多师生赴北京串连。

9月14日

宁波一中等四个学校的学生造反组织召开了宁波市第一次“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主要矛头指向宁波地市委。

9月15日

“浙江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成立。该联络站是在原来的一些工人、农民、师生，省市机关干部造反组织基础上联合组成的，成立后组织发动大规模的炮打司令部、炮轰省委活动。

9月17日

“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在杭州大学召开“炮打司令部誓师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

参加大会除了红卫兵外，还邀请部份工人、农民和干部参加，杭州锅炉厂全国劳动模范陈有生也被邀请参加了主席团。陈有生发表声明，工人、农民要抓生产，不支持、不参加学校学生活动，即退出主席团，退出会场。致使大会没有达到预定目的。“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又决定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揭发、批判省委常委、文革组长陈冰的万人大会。省委办公厅、浙江日报等单位不同观点群众也组织了人员参加大会，而且提早进入会场，占据主席台前的座位，大会开始后，控制了主席台，在会上对陈冰在浙江工作给予肯定，两派争论激烈。大会主席团张永生等人认为这是陈冰等人事前利用保守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大会。事后还率领主席团十一人到省委提抗议，要求对破坏“九·二八”大会的“罪魁祸首”追查处理。

9月19日

《浙江日报》报道，教育改革中的重大措施，新学年开始的头等喜事《杭州市小学生喜得〈毛主席语录〉》。少年儿童说毛主席语录是一杆枪，我们要紧握这杆枪，保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毛主席语录》是一件宝，我们要珍视这件宝，去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杭州市上城、下城、江干、拱墅区的九万六千多个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少年儿童，在上学的第一天就领到了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

10月1日

省市十余万人举行盛大国庆集会游行。党、政、军负责人李丰平、曹祥仁、吴宪、赖可可、李维新、王起、陈冰、任一力、冯白驹、刘剑，毛济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浙江部队负责人张秀龙，龙潜、万振西、李国厚、郭卓辛、陈励耘、王海以及杭州市党政负责人王平夷、王子达等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了庆祝大会。参加庆祝大会登上检阅台的还有工农业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大中学校红卫兵和学生代表。吴宪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同日

省委宣传部部长金韬被迫害致死。

10月4日

《浙江日报》报道杭州人民节日喜得毛主席著作，杭州市一日清晨二时多，解放路门市部门口挤满了人，大批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学生、红领巾、老人、妇女，排了长达二百多米的队伍购买《毛泽东选集》。全市在节日里供应《毛泽东选集》十三万二千册、《毛主席语录》五万册，其中《毛泽东选集》简体字横排本是首次发行。

10月4日至5日

浙江大学“烈火大队”在浙大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陈伟达(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兼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大会，有四万余人参加。

10月7日

浙江大学“红旗联合战斗团”成立。(此战斗团系后来为“红联军”的基础。)

10月8日

《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昨日在杭隆重开幕》，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致开幕词，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吴宪作了重要讲话。10月14日省军区政治委员龙潜在会上作了题为“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的伟大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报告。10月16日代表大会历时十天后闭幕。《浙江日报》10月17日发表社论《狠学狠用“老三篇”，搞好思想革命化》。

10月10日

凌晨，守卫钱塘江大桥的浙江省军区某连战士蔡永祥为排除铁轨上障碍物，保护装满北上的红卫兵列车安全，英勇献身。31日，省市六万多人隆重集会追悼蔡永祥同志。《解放军报》、《浙江日报》分别发表社论，号召向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同志学习。11月1日省市各界召开追悼会。追悼会由省军区负责人龙潜致悼词，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吴宪，南京部队负责人林维先等讲话。南京部队党委追认蔡永祥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追记一等功，各界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在讲话中表示要学英雄、做英雄，向解放军学习，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浙江日报》同时刊登《解放军报》社论《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向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的蔡永祥同志学习》。1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指战员和广大民兵，向毛主席的好战士蔡永祥同志学习”。

10月13日

省委办公厅秘书李××起来造反，站出来揭发省委的问题，从此成千上万张大字报、传单贴满省委大楼。提出了撤陈冰的职，罢陈冰的官，彻底改组省文革小组，砸烂旧省委等口号。造反派称之为“省委后院起火了”。

10月14日

杭州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召集中等学校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由李元贞副书记主持，王子达(市长、副书记)、钱铭歧(常委、宣传部长)、周凤鸣(副市长)等出席。

10月16日至25日

浙江大学“烈火大队”等造反组织在省委大楼露天广场召开“强烈抗议省委扣压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事件大会”。大会开了八天八夜。大会期间(19日)浙江大学派出5人代表团赴京控告，陶铸接见。10月22日，省委书记曹祥仁接见浙江大学“抗议省委扣压电报事件大会”主席团代表凌坚等六人。

10月17日

省委根据中央通知，将五十箱档案转至省军区保存。

10月21日

在“浙江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等造反组织的支持下，省级机关四十五个单位联合召开“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提出“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倒陈冰”的口号。

10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我省师生组织首批长征队，开始步行串连。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师生组织长征队到北京、韶山、井冈山等地。

10月下旬

省市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以后，省级机关造反派组成代表团，赴京控告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以及省里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声言机关干部紧跟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另一派以肖贻、刘新、孙家贤、杜家星为代表，也组织了代表团赴京汇报我省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情况，谭震林副总理接见了他们。省级机关造反派代表团和已在北京的浙江造反派配合下，批斗了肖贻等人。回杭后，他们被关押、游斗。

11月初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10月份开始，以翁森鹤(原厂职工学校教师，后当工人)为首的工人在厂里批斗四清工作队，11月初上千工人去省委大楼前静坐请愿，要求罢徐钊(杭州市妇联副主任、杭丝联“四清”工作队长)的官，没有达到目的。于是，翁森鹤就鼓动大批工人上北京。7日，在他的煽动下，有两千多工人冲上火车。省委派人去做工作，动员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部分人被动员回厂，成立了“自觉兵团”，但大部分人还是去了北京，创造上千工人造反队伍去北京的先列。到了北京后，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接见。于是翁森鹤就在北京成立了“红色造反兵团”。这样一来，杭丝联就分成三派：一派叫“彻总”(即“彻底造反总部”，党团员居多)，一派是“红色造反兵团”，一派是“自觉兵团”。

11月6日至20日

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9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工作人员经赖可可同意抽调省级机关造反派组成。在会议过程中，经常遭到造反派组织的冲击，揪斗与会干部，使会议不得不经常转移地点，最后不得不于20日决定“暂时结束会议”。从此，省委工作基本瘫痪，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绝大多数省、地、县领导都遭到造反派游斗、审查和隔离。

11月13日至15日

省市造反派组织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来自全省各地的350多个单位，三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提出的口号是：“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旧省委文革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陈冰的职，罢陈冰的官，彻底改组文革小组，炮轰省委、火烧江华、进一步揭开我省阶级斗争盖子”。会上省委负责人代表省委作了检讨。并宣读了撤销省文革小组，浙江的文化大革命由省委常委直接领导的决定。丽水地区来杭参加大会的18名造反派，在杭州成立了丽水地专机关第一个造反组织，“丽水地专机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在这次大会影响下，一些工厂企业也相继成立了造反组织。如“宁波工人革命联合战斗队”，“温州市五一临时联合总部”，“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金华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先锋队”等。宁波、金华、温州、嘉兴、绍兴等地，都先后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地、市、县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各地、市、县主要负责人进行游斗。

11月15日

“杭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即简称“红三司”)成立。

11月17日

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大专院校红卫兵到省委大楼，冲进省委书记处办公室，抢走一部分文件材料。

11月21日

杭州市“红三司”红卫兵押解陈冰游街。与“红一司”红卫兵、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发生冲突。

11月26日

省级机关45个单位联合召开第二次“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继续提出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倒陈冰的口号。参加大会的有六十余个机关、单位，三万余人。对全省各地机关干部起来造反，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11月下旬

中央文革指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林岗、李洪顺、韩向东、蒋为民、戈更新等来浙江串连，在杭州设立“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林岗等人和省市造反派头头一起，对省委、市委进行了分析，对省委，市委常委逐个进行研究，提出了打击谁、依靠谁。认为江华在浙江工作了十几年，是个挂帅人物，李丰平是常务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陈伟达管过工业、组织、文教，兼浙江大学校长，陈冰是管文教的，“江、李、二陈”都应属打倒对象。首先要打倒陈冰，然后再各个击破。其余两个书记处书记，一个在造反派面前说自己是“小媳妇”，受排挤，另一个对省委有意见。还有一个常委，文革初期在浙江美术学院任工作组组长，对张永生造反表示支持。实际上有的已成了造反派心目中的“革命领导干部”，是造反派的依靠对象。同时还策划了其它一系列斗争策略。

12月1日至3日

“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杭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发起召开了来自全省各地一千多个单位，三万多群众参加的“浙江省杭州市革命群众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

11月6日

绍兴地区的造反组织召开了“向绍兴地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有一万多群众参加。

12月10日

丽水地区的造反组织召开了万人大会，斗争地委书记张敬堂。

12月23日

省市造反组织在省体育场召开“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挑战誓师大会”。大会“责令”江华、李丰平等到会听取揭露批判。

同日

深夜，“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军区所谓的黑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为借口，纠集了一千多名造反派第一次冲进了省军区司令部大院。

12月24日

浙江大学造反派派出张根生等六人赴京向中央军委告省军区窝藏黑材料，窝藏当权派。1967年1月2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给省军区打来电话：浙江大学张根生等六人，去年12月30日到达北京，向中央军委告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的状，说龙潜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窝藏省委黑材料和省委负责同志等，军委答复三条：一、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浙江省军区的问题我们欢迎；二、浙江省军区有错误就要认真检查；三、责成南京军区派人到浙江省军区共同商量解决问题。

12月27日

林彪向浙江省军区下达指示，“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而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毛泽东批示：此件应转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12月

韩向东(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人员)和张永生等人议论省军区的问题。认为：

(1)军区和省委平时关系密切，所以省军区是保省委的。

(2)省军区、省委和保守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总是支持保守组织。

(3)要解决省委的问题，省军区是关键。

12月30日

以张永生为首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成立。勤务组成员：张永生、杜英信、贺贤春、王则信、蒋宝娣、郭志松、卜长春、孙宏兴、李显通、韩贯虹。

同日

清晨三时，“省联总”纠集了省市机关造反派以及杭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杭州市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等22个造反组织，查封了《浙江日报》，并同时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封掉〈浙江日报〉——告全省人民书》，告人民书中提出，彻底改组浙江日报编委会，在报上必须公开点名批判陈冰、于冠西。《浙江日报》查封后，由“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主编的《新华电讯》临时替代。1967年1月11日刊登《浙江日报》坚决把党的宣传阵地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来的报道。

同日

《杭州日报》刊登了署名“杭州日报群众”的《关于〔杭州日报〕改出电讯版的倡议》。并刊登了“市委个别常委坚决支持这一革命倡议”，“杭州日报暂改为电讯版”的消息。

12月31日

浙江《新华电讯》刊登了浙江省各地及上海市三十多个大小造反组织对《浙江日报》被查封后发来的贺信、贺电和文章。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66年是“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经过调整，经济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但下半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增长幅度比上年下降。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78．51亿元，增长2．8％，粮食亩产达到874斤，全省头一年超“纲要”，工业产值为45．73亿元，增长15．6％，其中轻工业增长6．2％，重工业增长35％。

1967年

1月1日

浙江《新华电讯》改为由“省联总”与“浙江日报革命造反兵团”联合编印。同日，“省联总”办的《红色风暴》报创刊。

1月5日

“省联总”为首的22个省市造反组织十万余人在省体育场召开斗争陈冰大会，提出口号“炮轰省委”，“打倒陈冰”，“揪出后台”，“乘胜追击”！在大会上省委负责人代表省委宣布同意撤销陈冰(省委常委)、于冠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社长、总编辑)的职务。改组浙江日报编委会。会后造反派押着陈冰、于冠西、厉德馨(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等人游街。《浙江日报》还刊登了大幅大会揪斗时的照片。

1月7日

以“省联总”为首的造反组织在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斗争陈伟达大会。

1月10日

“省联总”授权“杭州日报造反总部”接管《杭州日报》。

1月12日

金华造反派两万多人举行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上“金华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先锋队”、“金华地区机关联合总部”等代表在会上发言。

1月14日

晚上“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数十个造反组织，以揪“杀人凶手”(省军区司令员儿子，副参谋长儿子，系杭四中学生，在扫四旧时一个教师的亲属被学生打死有牵连)为借口，几千人又一次举着造反大旗，冲进省军区大院，与早已进驻省军区大院的造反派汇合在一起，占领了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闯入作战室。企图劫持出来接待的省军区负责人。宣传车高音喇叭日夜狂叫，要在全国创造一个夺军权的样板，并发表了夺权宣言。

1月15日

另一部分造反派又以要省军区文工团26名演员回省歌舞团参加文化大革命为借口，占领了省军区政治部大院。几百名造反派轮流在操场绝食、静坐。

1月16日

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为了全面有计划地夺权，并独揽大权，“省联总”所属30多个群众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令》。《通令》提出，为了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夺权斗争特作以下决定：(1)“凡属省市一级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等单位需要接管的，必须经‘省联总’同意。(2)凡属省市以下的单位，需要接管的，必须经、‘省联总’所属各系统革命造反组织同意”等。同日，“杭州市革命公安战士捍卫毛泽东思想先锋总队”接管了杭州市公安局。中央公安部于18日回电，正式表示同意。

1月17日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要浙江派一个代表团赴京商谈解决冲击省军区事件的问题。

1月18日

《浙江日报》刊登署名一兵的文章，《将浙江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提出：“浙江军区一小撮人胆大妄为、插手干预地方文化大革命，与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他们替省委在军区窝藏了大量整群众的黑材料，企图向革命群众“秋后算帐”。他们在军区设立政治避难所，妄图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蒙混过关。他们纵容，指使了省委“消防队”——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红一司)的一小撮坏家伙，公然践踏十六条、镇压学生运动。他们又明目张胆地庇护杀人凶手，严重地破坏了党纪国法。他们几次挑动解放军斗革命群众、学生，制造军民纠纷，把大批群众，学生打成“反革命”。

1月19日

根据周恩来总理电话通知，浙江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北京。代表团由省军区政委龙潜，副司令阮贤榜和造反派刘英、石耘、黄永才、赵大林、陈吉义以及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林岗、韩向东等十六人组成。在会谈期间，周总理为了要了解省委领导干部情况，造反派打电话，要省级机关干部孙宏兴、李菊麟，杭州大学李显通等人去北京汇报省委干部情况。汇报时提出打倒江华、李丰平，陈冰、陈伟达，结合曹祥仁、赖可可、沈策。孙宏兴三人汇报后即先行回杭。2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林岗、韩向东、刘英、石耘等人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是有贡献的。浙江省委的领导在困难时期顾全大局，支援了大批粮食给中央。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江华是井冈山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多次在杭州时安全工作做得好，主席再三说要保。2月4日，周总理办公室给省军区领导来电话，询问省委领导的情况，并提出能不能先要李丰平出来管管生产。省军区领导表示同意。

1月29日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省军区领导人龙潜、张秀龙、阮贤榜。

1月3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即《十条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省联总”追查黑材料，寻找陈伟达进行批判，要求当局将违法乱纪的某些高干子女交出法办等行动，是正确的，“省联总”所属群众进驻省军区，其责任应由浙江省委、部分由军区个别领导来负；省委和军区有关同志应为此事向群众作深刻检讨；中央这一决定传达后，“省联总”等群众组织应撤离省军区大院、礼堂。

1月31日

中央派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丁钧为中央代表，来杭州处理浙江问题。

2月1日

“省联总”等造反派撤离省军区大院(自1966年12月23日至2月1日，造反派冲击、进驻省军区先后40天左右。)。

2月4日

省军区机关部分干部，对中央《关于浙江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决定》有意见，在丁钧多次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反映，认为中央的决定与事实不符，是造反派逼出来的，组织了“赴京告状代表团”(后被劝阻未去)。周总理通过电话扩音向省军区机关干部讲话，就关于浙江发生的事件决定作了说明，造反派进驻省军区期间，对广大指战员的工作给以鼓励。

2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信中指出：“自从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以后，中央十分高兴地看到，浙江省军区和所属机关、部队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完全符合中央上述决定的要求。你们无愧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和参加者的光荣称号。”

1月18日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机总)成立。当天和“省联总”联合发出《紧急通令》，对省委办公厅、省人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进行直接夺权，对省委大楼内的其它部门则采取由所在单位造反派进行监督的形式。当晚，有关单位群众组织进行了夺权。

1月19日

吴仲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妻子)被迫害致死。27日省市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召开“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仲廉大会”。陪斗的有省公安厅厅长吕剑光、交际处处长赵士忻(不久亦被迫害致死)、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杜承钧、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郑少仪、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任梅逊、杭州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乔相等。省委书记曹祥仁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

同日

杭州市郊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等九个造反组织，两万余人发起召开“迎头痛击社教五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陈冰和萧山社教总团副团长胡景瑊(市委副书记)被揪斗，社教工作团团长王平夷(市委书记)也到会听取揭发批判。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同日

红色造反联络站所属的五十多个组织在浙大讨论“大联合”问题的会议上，“红旗军”、“炮打司令部突击队”等一些造反组织坚持提出“现在不是联合的时候，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反对联合。红色造反联络站内部发生明显的分歧。

1月21日

以“杭丝联红色造反兵团”为主，有四十多个工厂群众组织参加成立了“杭州市工人红色造反兵团联络站”主要头头翁森鹤。

同日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被“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总部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造反兵团”夺了权。

同日

杭州市公安局“先锋总队”拘留了“红卫军”几个头头，晚上“红卫军”组织了一千多人冲击“先锋总队”。25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联合发表了《只许左派夺权，不准右派翻天》的社论。“省联总”发出第三号《紧急通告》，通告提出：“浙江省工人农民复员转业军人革命造反总部红卫军”(简称“红卫军”)是一个非法组织，应予解散。同日《浙江日报》刊登了《通告》全文。

1月25日

省市三万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浙江省暨杭州市革命造反派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会后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吴宪，杭州市市长王子达被押解游街。26日《浙江日报》登了大会向毛主席的致敬电，发表了社论《大造经济主义的反，一反到底!》

1月26日

为了欢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和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省军区组织指战员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回到省军区门口时，与聚集在省军区门前的“省联总”所属造反派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多人受伤。

1月27日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联合发表《浙江省军区的一小撮人想干什么?》的社论。《杭州日报》第三版刊登：省军区一小撮镇压革命群众罪责难逃！——昨晚省市造反派万余人愤怒集会强烈抗议的报道，第二版报道：驻杭空军举行示威游行，誓作革命群众的坚强后盾。

1月31日

“省联总”组织了890人参加的“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宣传队”到全省农村各地，要各地造反派，向反革命经济主义开展摧毁性攻击，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持的大权统统夺回来。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省联总”等20个造反组织发布的《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通告”。

2月3日至7日

“省联总”在省总工会召集所属组织及部分大型厂矿企业的造反派代表开会，策划省市造反组织联合向各单位“走资派”夺权。浙江大学另一派群众得知消息后，认为是单派夺权，组织群众冲会议。5日改在市总工会继续举行。会上决定筹备召开杭州市工人革命派大会，以及成立省委市委常委调查组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同日

浙江大学以“烈火大队”为主成立“浙江大学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2月上旬

浙江大学学生到北京去，谭震林接见了他们，说毛泽东主席讲到要保江华，对江华是“一批二保”，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浙江代表时，也讲到毛主席要保江华。同时，社会上也流传着中央领导对赖可可、曹祥仁的一些否定言论。从北京传来上述消息后，造反派内部就有了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毛主席讲要保江华，我们就要听毛主席的话，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打倒江华，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炮轰司令部，江华是主帅。于是在浙江省开始形成了两大派造反组织：一派要打倒江、李、二陈(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要保曹、赖、沈(曹祥仁、赖可可、沈策)(即“省联总”派)；另一派要保江华，主张打倒曹、赖、沈(即接着出现的“红暴会”)。

2月6日

以浙江大学的暴动总部为主，成立了浙江大学“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浙大“红暴会”)。

2月8日

在省委和省人委瘫痪的情况下，根据中央指示，省军区成立了生产领导小组和生产办公室，地、县各级也建立了由军队为主的生产领导班子，负责和领导全省的工农业生产。

2月9日

“红暴会”在少年宫广场召开“打倒烈火”(浙江大学“烈火大队”)大会。

同日

省军区打电话请示周恩来总理：2月12日“省联总”准备召开批斗江华大会，省军区是否参加、如何表态?周总理秘书转达总理指示：会议可以参加，但不讲话，不表态。

2月11日

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在省军区党委办公室召集有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参谋长董毓湘、政治部主任罗晴涛，“省联总”头头张永生以及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韩向东等人参加的会议，传达周总理决定11日晚派专机接江华同志去北京的指示，飞机在嘉兴机场降落(因杭州机场在维修)，要浙江负责保证江华同志安全地送到嘉兴机场的指示。因为当时社会不安定，抢当权派盛行，故会议对各路线的安全工作作了部署。出市区由张永生负责(江华关在美术学院)，从市区到乍浦由空五军负责，乍浦到机场由省军区负责。11日，按照会议布署，把江华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2月12日

“省联总”在省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的揭发、批判、斗争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江华大会。大会由“省机总”造反派头头主持。大会刚开始，浙大“红暴会”冲上大会主席台，抢走话筒，砸烂桌椅，大量散发《总理谈江华》的传单(内容大意是：江华在井岗山时就跟随毛主席，又是少数民族，他对毛主席多次在杭州的安全很重视，他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要打倒。)并高呼“提着脑袋保江华”的口号，这次十万人的大会被浙大“红暴会”冲掉了。此后，浙江的造反派明显地出现了保江华、打江华两大派别。

2月13日

杭州三十多个工厂企业造反组织发出紧急倡议，迅速实行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3月16日《浙江日报》刊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破私立公横扫一切绊脚石，杭州市工人革命派大联合形势越来越好》，报道了目前已有代表十余万工人的数百个工矿企业革命组织决定参加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工人代表大会，大会正加紧进行筹备，不久将隆重召开。

同日

以“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红联军”、“医大白总部”为主成立了“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无联总”)。2月16日，“无联总”发表声明。声明提出：“省联总”是专横的联合，暴力式的联合，欺骗式的联合，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联合，斗争江华的大会是狗急跳墙；“先锋总队”是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浙江日报》是坏人掌权，要重新夺权十点声明。

2月16日

“省联总”召集下属造反组织代表座谈，分析当前的大好形势和面临任务。座谈会一致认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派的权。为了实现大联合、大夺权，当前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退破坏大联合的反动逆流，扫除大联合的绊脚石。17日《浙江日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同时刊登了驻杭空军代表白宗善(空五军副军长)在会上的讲话《坚决和广大革命左派在一起，打退破坏大联合的逆流》、浙江省军区代表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在会上的讲话《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号召，坚决支持浙江省左派广大群众》。《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

2月17日

“省联总”发布了紧急动员令，提出当前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问题，号召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下列工作：一、要顶住这场更加严酷、更加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要学会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分清社会上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性质，要敢于在反动的逆流中坚持真理；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向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开展夺权斗争，要尽最大努力开好工人革命派代表会；三、与“红暴会”的斗争是一场极其严肃、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斗争中争取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坚决揪出隐居幕后策划阴谋的反动家伙；四、要坚信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并肩战斗。

2月20日

《浙江日报》办报临时领导小组和《杭州日报》编辑出版小组在报上公开发表了《关于“浙江省军区事件”报道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检讨》，检讨了《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在1月18日、21日、27日和28日，分别发表了《将浙江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浙江省军区的一小撮人想干什么?！》等新闻、社论、按语共六篇。违背了党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发表社论：《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同日

深夜，“无联总”、“医大白总部”组织上万人冲击所谓新生的《浙江日报》社，抢占了办公室和报社印章，准备夺权。事件发生后半小时，“省联总”立即组织了数万造反派进行反夺权，“无联总”、“医大白总部”等造反组织人少势弱而退出，“省联总”又重新控制了报社。

2月25日

“省联总”召开所属组织代表扩大会议，到会代表一千多人。省军区副司令李国厚，二十军某师副政委董明儒，空五军副军长白宗善出席会议。到会代表表示拥护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浙江省军区指战员的信，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坚决粉碎分裂主义的反动逆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白宗善、董明儒在会上讲话表示：无条件的支持“省联总”及“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支持的态度是八个字：坚定不移，坚信不疑。2月20日斗争江华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大方向正确，2月20日“无联总”冲击《浙江日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等。

2月26日

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两位副部长贴出“曹、赖、沈”反党联盟不可信的大字报。27日又贴出“浙江的赫鲁晓夫式的大阴谋家曹祥仁等人反党集团必须彻底交待”的大字报。

2月28日

空五军、二十军负责人和“省联总”头头召开形势座谈会，两军负责人认为红暴冲二·一二斗争江华大会是错误的，“省联总”要继续敢于发动群众，揭江华的三反罪行，迅速彻底揭开省市阶级斗争盖子，要批判“红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口号，不批判，革命大联合是句空话，大方向不一致联合起来也不巩固，要在斗争中求联合，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散布，“空军满天飞，野战军满地跑”，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军队走了，毛泽东思想永远不会走。“省联总”大方向正确。表示要和“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同日

“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

2月下旬

群众组织去省军区走访，省军区2号办公室的同志接待时表示省军区不支持“省联总”，说“省联总”不像个左派，倒像个右派，并说“无联总”队伍纯洁，“红一司”有不朽的功勋。从此，社会上流传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是地道的“保皇派的后台”。

3月

“飞虎队”成立，队长王××，队员共24人。

接着又成立了“西湖纵队”，均受“省联总”领导。(这两个队是闻名杭州市的武斗队，是张永生直接操纵，亲自指挥的。)

3月1日

中央代表杜平为了征求意见，召集有二十军政委南萍、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李国厚，“省联总”和“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代表参加的会议。在会上，“省联总”代表批评省军区包庇窝藏省委负责人，攻击坚决支左的空五军、二十军，企图搞垮“省联总”，支持“红暴派”召开“打曹保江”等会议。会上不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而是互相攻击。会议开了一天，不欢而散。

3月2日

“杭州运输段工人造反总部”，“杭丝联红色造反兵团”，“杭州市交通运输公司造反兵团”，“杭州艺术学校反修指挥部”，“一·一九共联”等造反组织(属红暴观点)，联合贴出“省联总”必须立即收回“紧急动员令”，彻底交待“斗江捧曹”阴谋，揪出幕后策划者，公布2月20日前后“省联总”常委名单，开门整风，彻底改组等大字报。

8月3日

“杭州市级机关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20日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3月26日

杭州“市机总”组织下属造反组织揪斗“市红联站”头头和部分成员。事前写好“市红联站”是一个保守组织，坚决予以摧垮的声明，利用杭州文卫系统一些造反派，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在市委大院第三会议室把红联站头头和部分成员罚跪在台上揪斗，并在市青年路灯光球场举行“倒旗”批斗会，要“市红联站”头头倒扛着大旗游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希忠等陪斗。

3月6日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接见浙江省代表团，被接见的有：“省联总”张永生，杭州大学“东方红兵团”，浙江美术学院“红战队”，省委宣传部“革命造反大队”，新华社浙江分社“红色造反委员会”，浙江日报“革命造反兵团”，杭州日报“革命造反总部”，杭州市公安局“先锋总队”等组织的头头，“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代表和浙江大学“红暴会”代表等同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对浙江省代表团作了“左派组织要政治大联合”、“主席的著作要多读”，中央文件要“好好学习”。现在“根本之计是整风，不是去争论”等指示。

同日

“红暴会”、“省级机关红联站”等组织发起在少年宫广场召开批判斗争“反革命两面派曹祥仁”大会。

同日

省委某负责人贴出“四问宣传部”的大字报(省联总称大字报是否定省委宣传部造反派九个月来的巨大成绩，并以“帮助整风”为名，要一切革命造反派来围攻省委宣传部造反派，实质是围剿以省联总为代表造反派的动员令)。

3月10日

省委宣传部革命造反大队发表了“放下你的屠刀”的大字报。

3月中旬

“省机总”要派人去安徽调查省委某负责人的情况，省军区政委龙潜进行劝阻时，双方发生了争执。

3月8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分析了浙江形势之后，提出浙江省建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或者实行军管。

同日

“省联总”所属96个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召开“炮打市委，彻底揭开市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3月9日

“省联总”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粉碎分裂主义反动逆流”大会，有两万人参加(会议矛头主要针对“红暴会”提出的“三大”(即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口号。

3月15日

浙江省军区和“省联总”联合举行全省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夺取春耕生产胜利紧急动员广播大会。

3月15日

党中央决定，对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组成人员以省军区为主，舟嵊要塞、二十军、空五军派人参加，龙潜(省军区政委)为军管会主任，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为第一副主任、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南萍(二十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政委)为副主任，罗晴涛(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为秘书长。军管会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会员和办公室。

3月16日

省军区贴出布告，对省公安厅、西泠饭店、杭州饭店实行军事管制，宣布群众组织不准串连。

3月23日

省军管会正式开始办公。贴出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3月18日

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撤销“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省军管会在省公安厅军管的负责人。指出他们在杭的种种表现，要他们作深刻检查，并限期离开杭州。省市造反派集会欢送“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人员返京。《浙江日报》刊登“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写的文章《向英雄的浙江人民告别》。

3月19日

省军区2号办公室为了追查冲击省军区的幕后策划者，深夜武装“请”人，被“请”的有省市造反派头头和个别已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共十人。

3月22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限忠于毛主席，团结支左立新功——人民解放军驻浙三军部队团结支左的先进事迹》的文章。

3月22日至25日

省军区生产领导小组(代行原省人委的职权)召开了全省工业财贸会议，提出了1967年全省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粮食超纲要，茶、茧和水产要比上年增长一成以上。工业方面要求产钢9万吨，铁13万吨、煤41．8万吨、棉布2．5亿米，机制纸4．5万吨。基建投资1．74亿元。

3月26日至29日

杭州市工人革命派代表大会开幕，省军管会负责人龙潜、阮贤榜、南萍、陈励耘等出席，龙潜在会上讲话。29日闭幕，“杭州市革命职工委员会”成立。《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联合发表《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社论。

4月2日

以“红暴会”为主的浙江省“彻底砸烂曹、赖、沈反党集团誓师大会筹备处”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彻底揭开曹、赖、沈反党集团反革命夺权阴谋大会”。

4月5日

省市十五万造反派举行“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全面彻底迅速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6日，《浙江日报》发表《掀起群众性大批判的高潮，斗倒斗臭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社论。

4月6日

省军管会成立后，陈励耘向吴法宪写信，：“我们和省军区在支左上观点不一致，省军区不支持造反派”。吴法宪说：“把龙潜挤出去，把南萍请进来。”

4月8日

张永生在《杭州日报》召开座谈会时说：“目前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更危险，现在有带枪的刘邓路线，也有带枪的毛主席路线”等等。

4月11日

省军管会批准成立杭州市核心小组。市核心小组成员是：王子达、汪石川、徐树年、邱强、邱国兴、周凤鸣、石文通。王子达任组长，汪石川任副组长。

同日

省市十万余造反派在杭州市少年宫广场举行“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进军大会”。大会由杭州市革工会、省联总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联络站、市炮打联络站，省机总、红三司等联合召开。驻浙三军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后组织了游行。

4月16日

省市造反派和二十军、空五军指战员共五千余人在孤山前草坪上举行盛大联欢会。联欢大会由“浙江日报造反兵团”、“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造反兵团”、“杭州日报造反总部”联合发起。驻杭空军代表在会上讲话，提出：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千方百计企图搞垮革命左派队伍，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指使一些保守派组织，抓住革命派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造谣污蔑，无中生有，给革命派妄加种种罪名。……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我们急你们所急，恨你们所恨，决心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月23日

省市造反派与二十军、空五军指战员四万余人在柳浪闻莺举行盛大的高举革命批判旗帜实现革命大联合联欢大会。大会由“浙江日报造反兵团”、“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造反兵团”、“杭州日报造反总部”、“红三司”联合发起。24日《浙江日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大标题下报道了联欢会的盛况。

4月下旬

诸暨中学里一些学生故意制造事端，在诸暨县人武部绝食、静坐。张永生和空五军三个处长专程去诸暨慰问绝食者，张永生动手要撕掉人武部干部的领章、帽徽，对人武部干部说：“再不转屁股，就叫你们完蛋”。

5月9日

省市造反派数万人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会上造反派批判军管会主任龙潜操纵保守组织，对造反派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表示要提高百倍警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全面、彻底、迅速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5月10日

“市革工会”、“红三司”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会上造反派控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决心集中火力，批臭批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揭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省机总”、“市机总”以及所属单位造反派数万人参加。“省联总”头头和驻浙三军代表在会上讲话。第二天《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向最大的一小撮算总账》。

同日

省市工人、红卫兵、干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会上“市机总”、“美院红战队”、“公安局先锋总队”等代表发言，表示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团结大多数，解放一大片，狠狠打击一小撮，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5月上旬

“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成立。勤务组成员有：滕铸、石耘、刘英、王明远、周信忠、方剑文、张金木、翁森鹤等。

5月23日

浙江农业大学“革命造反总部”(属“省联总”系统)，在学校里和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委员会”(属“红暴派”观点)发生大规模武斗。当晚，“红造会”在去“农大”处理武斗的军代表吉普车上抢走了南萍的皮包，把皮包里收集整理省军区以及其它材料，派专人送给省军区。事后，“农大造反总部”和“杭州市公安局先锋总队”到军管会找龙潜，龙潜拒绝接见，他们就在门口静坐。省市造反派派代表日夜在大院示威游行，声援“农大造反总部”和“先锋总队”。军管会多次向中央文革汇报，均无答复。6月20日下午三时，张春桥打来电话向静坐的造反派表示慰问。电话原文：浙江省军管会转在军管会前静坐的同志们，听说你们仍在静坐心里很不安。希望你们先返回各自的岗位，等待中央讨论浙江问题的结果。向静坐的同志们致以慰问。(共静坐29天)

5月28日

以省级机关“红联站”为基础，成立了“省级机关红暴派”组织。

6月1日

省市造反派和驻浙部队指战员二十余万人举行集会，欢呼毛主席批准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二十军、空五军代表在会上一致表示，坚决站在以“省联总”为核心的左派革命群众一边，不怕任何惊涛骇浪，不管情况多复杂，道路多艰险，永远与“省联总”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张永生在会上说，现在以省联总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发展到数十万人，这支队伍已为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奠定了基础。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

同日

张永生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6月6日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发生“六·六”流血事件。杭丝联在拱墅区，是翁森鹤所在厂，是“红暴”主要据点。“省联总”以6月4日在华侨饭店由“省联总”看管的省委一些领导干部被“红暴”劫去(当时互相抢当权派批斗成风)为借口，准备去“杭丝联”挑衅，省联总作战部长化装农民在杭丝联周围侦察时被抓住。6月5日“省联总”张永生等人，在驻杭两军负责人参与策划下，组织了几万造反派人员以要求释放他们被抓的作战部长为口实，攻打“杭丝联”。采用分地段包围的方法，用宣传车造舆论，到厂门前挑衅等手段。寻机冲进“杭丝联”，砸机器、毁厂房、抓人，进行大规模武斗，多人被打伤。当天，省军管会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杭丝联”两派武斗情况，总理指示要部队进去做工作，把两派隔开。

当时省军区轻信了一些情况反映，未经核实，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由于缺乏警惕，中了他们的阴谋诡计，致使以后在北京会谈时陷于被动。(×××交待：6月4日后半夜，在华侨饭店由省联总看管的省委领导被“红暴”劫去。6月5日下午在杭州大学会议室召开“省联总”、“市革工会”和几个大厂的联席会议，由张永生主持，会议分析被抢的省领导可能在“杭丝联”，如不在“杭丝联”，红暴肯定知道藏的地方，确定把“杭丝联”包围起来，“省联总”和“革工会”分工，厂四周分地段包围。总指挥是贺贤春。上午我和“联省总”×××，省机总×××到省军区找龙潜，要挟龙潜派人到杭丝联做工作，交人交车，下午二点，龙潜接待，答应通知省军管会派人到“杭丝联”做工作。)

(×××交待，6月5日贺贤春在省里开完联席会到中苏友谊馆(市革工会所在地)召集市革工会常委〈有几个军代表〉开会。贺贤春说：“杭丝联”地处桥头，是一个桥头堡，这个桥头堡是“红暴”的老窝，要设法搞掉它。开会布置后，×××派出两辆宣传车，到杭丝联方向搞宣传，实际是去挑衅，结果“杭丝联红暴”把车翻掉。这样按原来预先策划的计划开始了，调动“革工会”所属造反派包围了“杭丝联”。)

省里也有一支队伍一起行动，“省联总”张永生以及全体常委还有支左的军代表周×。下设宣传、组织、后勤三个组，地址设在胜利剧院一路车站旁一幢房子里。作战部长被抓后，提出踏平杭丝联的口号。从凌晨一直打到夜里，俘虏了许多“红暴”，把“红暴”一车一车装到“市革工会”。把翁森鹤及其家属预先计划好，抓住后保护起来由“省联总”、二十军接走，送至其它秘密地方。这次武斗打伤数百人，都伤在头部。贺贤春在一次会上讲，“这次打‘杭丝联’，打伤介多人，而且伤在头部，样子非常难看，是应该吸取教训的。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还说：“通过这次行动，锻炼了参加打的人”。

打杭丝联时，电话机旁值班的有支左的解放军。这次事件是省军管会南萍、陈励耘和支左的军代表插手研究策划的，计划打跨省军区支持的“红暴派”。

“杭丝联”事件后，社会舆论对“省联总”压力很大，接着又策划制造6月10日事件。企图再次嫁祸于“红暴派。”

“省联总”所属群众组织20万人集会游行，故意在拱宸桥等地与“医大兵团”，“杭丝联红色兵团”、市郊“农暴”等相遇，主动挑衅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多人被打伤(即“六·一○事件”)。

6月11日

“杭丝联武斗事件”后，杭州群众舆论哗然，省军管会内部(省军区、舟嵊要塞区和二十军、空五军)意见分歧，“省联总”和“红暴派”之间矛盾加剧，对立情绪严重。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来电要浙江三军以及“省联总”、“红暴派”派代表到北京会谈。

代表团成员：

省军管会： 龙潜 阮贤榜

南萍 陈励耘

省联总： 张永生 孙宏兴

贺贤春 骆凤生(后增加韩贯虹)

红暴派： 周信忠 方剑文

代表团到达北京后，两派代表人数不对等(省联总四个代表，红暴只有两个)，又增加了王明远、张金木(以后又增加翁森鹤)。

6月12日

“省联总”召开“控诉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会上高呼“打倒龙潜”的口号。

同日

下午三时，张春桥在上海虹桥机场接见“省联总”赴京代表张永生等人。

6月13日

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浙江赴京会谈代表团(龙潜、阮贤榜、南萍、陈励耘、张永生，贺贤春、周信忠、方剑文)，详细了解了浙江两派的情况。在会谈中省军区代表汇报：“省联总”在南萍、陈励耘等人的策划指挥下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制造事端，挑起武斗，“杭丝联”流血事件就是他们亲自布置挑起的，搞打、砸、抢，死伤多人，翁森鹤一家死的死，伤的伤，下落不明。南萍马上说：“省军区代表在中央首长面前造谣，翁森鹤全家在‘省联总’保护下安然无恙，康生、张春桥要南萍马上把翁森鹤送来北京。“省联总”接南、陈从北京来电话，立即在杭州召开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浙江分社》、《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红色风暴》、浙江广播电台等记者，以及翁森鹤本人。“省联总”头头就杭丝联事件向记者发表谈话，翁森鹤也在会上讲话。会后“省联总”即把翁森鹤一家交给省军管会送北京。

第二天翁森鹤到北京，出现在会场上，虽然身上几处绑着纱布，但还活着，这样省军区代表知道上了圈套，但已无法解释。康生、张春桥抓住汇报不实，狠批省军区。(杭丝联武斗事件后，省军区事先没有经过核实，轻信了一些情况反映，说杭丝联被打死很多人，未经核实，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由于缺乏警惕，中了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致使在北京会谈时更加被动。)

翁到北京后，张春桥即单独找翁森鹤谈话，还说毛主席讲过“可惜。要团结翁”(意思是翁森鹤和“省联总”造反派对立)，张春桥还说：“你翁森鹤是全国造反最早的一个。为什么你现在跟着省军区走错误路线，成保守派了。你是跟着右的部队走，全国的省军区、人武部这些地方部队支左都犯了错误。你要和“省联总”携起手来，共同战斗”。同时找张永生等人谈话，给张永生等人讲刘邦、张良的故事。说：“刘邦刚刚建立了新王朝，各路诸侯为了争爵封侯，吵闹朝廷。刘邦采用了张良的计策，先封了那个闹得最凶，刘邦最不满的将军，事态很快平息下来了。

6月7日

“省教育革命联络站”等组织发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省市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誓师大会。省市教育系统和各大中学校红卫兵、干部和驻军代表四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一致表示要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黑线，彻底批判“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通过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历年来的一系列有关教育革命的英明指示，开展一场教育大革命，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办法，彻底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大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大会通过了《告省市革命学生、革命教工和革命教育工作干部的公开信》。

6月22日

《杭州日报》刊登《揭穿龙潜等人的政治大阴谋——看龙潜、李国厚对抗中央的恶劣态度》的文章。

6月24日

中共中央针对浙江等地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两派群众组织日益严重的武斗情况，特地发布了《通知》(即“六·二四”通知)，《通知》指出，“中央要求各地代表团有争议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保证以下六条能在各地实现：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达成协议后，双方应立即用电话通知回去，保证切实执行。

同日，省军管会对杭州铁路分局实行军事管制。

6月25日

由杭州“红三司”、金华“金二司”、温州“红总司”等九个单位发起筹备的“省、市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备会”成立。

6月

《浙江日报》被“省联总”接管后，事实上成了造反派的舆论工具，干部群众很不满意，六月份，全省50多个县、市发生拒发、拒送、拒订、退订《浙江日报》，还发生拦邮车、烧报纸以及驱记者等事件。6月底，金华烧毁《浙江日报》10万多份。报纸发行量从5月份的24万多份下降到7月份的14万8千份。

6月27日

《杭州日报》刊登《万炮齐轰龙潜》的文章。

7月1日

周恩来总理、康生、张春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浙江赴京会谈代表团。周恩来总理说，“他们(指省联总)作了自我批评，你们(指红暴)也应作自我批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翁森鹤观点有改变不是出卖你们，你们不承认他做代表，是不对的(红暴代表讲：这是我们家里决定的，家里发的电报已给中央了)。你们对家里要说服嘛。”

7月2日

下午三时至九时，张春桥在京西宾馆接见舟山、金华造反派代表，南萍、陈励耘参加接见。张春桥问金华造反派李学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怎样?现在怎么样?我对这个人不很了解，上次我接见你们时，我讲过这个人地委书记不能当，但不要罢官，有一个对象可以锻炼，锻炼。历史上凡是动员别人来保自己，镇压学生、镇压群众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你们还受压迫，还要斗，怎样斗，就要考虑怎样有利，多化点脑子，多考虑政策。

7月4日

张春桥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省联总”赴京会谈代表和浙江省各地造反派代表。张春桥在接见时说：“二十军、空五军，他们支左方向路线是正确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他们在支左过程中错误是严重的”，“解决省军区的任务是如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头蛇，他们和地方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保守势力的后台。”“省军区不是铁板一块，你们可以去找嘛，我们在外部做工作，使省军区内部起来。”

7月13日

中共中央针对江西、四川、浙江等地情况，下达了《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同日

“省联总”、“红暴会”在北京达成“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主要内容有表示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并决定各自立即将该通知传达到所属基层组织。在协议上签字的有：“省联总”赴京代表张永生、孙宏兴、贺贤春、骆凤生、韩贯虹；“红暴派”赴京代表翁森鹤、周信忠、方剑文、王明远、张金木；省军管会赴京代表：龙潜、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

7月19日

中共中央下达了《“省联总”、“红暴会”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中发〔67〕223号)，并加了批示。批示指出：浙江“省联总”、“红暴会”关于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是好的。希望你们双方认真地贯彻执行，并责成浙江省军管会对双方认真执行这个协议给予必要的保障。

7月16日

省市造反派和肖山、兰溪、嵊县赴杭“控诉团”召开“控诉龙潜之流新罪行大会”，会上省、市、肖山、兰溪、嵊县造反派控诉江华、龙潜继“杭丝联六·一○事件”之后，在地、县刮起反革命妖风，血腥镇压造反派，妄图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复辟目的(这一时期，嵊县、肖山、兰溪、富阳、瑞安、桐乡、诸暨、杭州市区，两派武斗不断升级)。

7月20日

7月20日至25日“省联总”应省军区政治部部分职工中造反派要求，到省军区作报告，介绍“省联总”的斗争历史，指出“红暴派”的错误，控诉省军区龙潜等人利用保守组织，打击、迫害造反派，制造白色恐怖，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7月23日

“省联总”、“红暴会”赴京代表会谈达成解决浙江问题的八条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有：驻浙江空五军、二十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党委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公开向群众作深刻检查；“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逐步实现以“省联总”为核心的更广泛的革命大联合，根据目前具备的条件，积极筹备建立杭州市革命委员会。在协议上签字的有：“省联总”赴京代表和“红暴会”赴京代表。

同日，浙江赴京会谈代表团返杭。

7月25日

温州市发生“火烧五马街”事件。五马街是温州市商业中心区。这次纵火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事前经过精心策划的，有意陷害温州军分区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并向中央和省军管会多次发电告急施加压力，如华大利餐馆是7月26日凌晨五时起火，电报却在25日23时发出。电报称：“温州军分区支持的‘温联总’从24日夜十一点起，他们更是猖狂之极，从四面八方用枪扫射，用六○炮轰击，用火焰喷射器喷火，烧毁市中心的新华印刷厂、服装公司、邮电分局、百货商店及民房，大火尚在继续燃烧。”而事实上，新华印刷厂、邮电分局等处，是在7月27日中年一时左右才起火的。五马街服装大楼起火是在7月27日早晨五时，而电报却在24日九点就拟好，待起火后四小时发出。也有的电报发出了，而火并未烧起来。如他们在几份电报中称：“温联总”纵火烧了状元桥和矮凳桥一带的仓库、天津餐馆、温州酒家。其实这些地方根本没有起火。驻温州支左联合指挥部发的电报：“温联总”放火烧掉温州市银行、皮革公司等，也属无中生有。7月25日，温州五马街纵火事件发生后，省军管会调集两个主力团进驻温州，8月13日，驻温某部和另一部队两个方向攻打华盖山，围歼“温联总”时，双方都误认为是军分区部队和另一派群众组织，互相开枪射击，打死七人。事后“支左联合指挥部”在发给省军管会的电报中承认，七个解放军是他们自己误会被打死的，还有一名战士，是8月10日在温州市街上被武斗的流弹打死的。事情发生后，双方互相埋怨、指责，争吵不休。最后统一口径，加罪于另一派群众组织。这次纵火事件，共烧毁楼房两千多间，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

7月27日

省市造反派在少年宫广场召开“声援温州、兰溪、余姚、富阳等地造反派大会，在会议过程中，强令龙潜站起来低头认罪。

同日

《浙江日报》报道，省市十五万军民集会游行声援武汉革命派。这次集会游行由省联总发起召开的。来自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也参加了大会和示威游行，并在大会上发言。大会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浙江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8月2日，《浙江日报》又刊登消息，报道8月1日“省市二十万军民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信，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大会一致指出，中央的信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最大鼓舞，这也是毛主席发出的最新命令，省市军民坚决照办，决心掀起大批判新高潮，把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7月

温州造反组织内一些人，曾三次冲击和武装包围温州市人民银行，越墙破门而入，捣毁办公室，砸烂电话机，并拦路抢劫郊区的夏粮征购款十五万元，严重威胁银行国库的安全，鉴于这种情况，银行干部高根会和李银康等根据中央(14)号文件中“各级银行一律由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卫”的规定，派人同驻温海军水警区联系，经领导同意，将国库现金转移到水警区，由海军负责保卫。8月6日上午在水警区的协助下，把全部仓库现金二百二十九万四千元转移到水警区炮艇上。8月15日，银行接到温州“支左联合指挥部”要银行开门营业的通知，便由水警区派人护送，高根会等同志将全部现金运回银行，由“支左联合指挥部”负责干部主持接收，当面点清，帐款相符，分文不少。

事后，造反派伪造罪证，拍假照片，制造舆论，把保卫银行国库的干部污蔑为“抢劫国库”，说是“军分区出枪，银行出钱，‘温联总’出人，构成温州武装暴乱。”背地里说：“国库事件关系到‘温联总’定性，支左部队大方向，要抓住不放。”把高根会等人定为“抢劫国库的现行反革命，投进监狱，企图上报判处高、李死刑和无期徒刑。

7月30日

江山县人武部政委唐立信同志被该县造反派杀害，身上一百一十多处刀伤，惨不忍睹。杀人凶手以后还被结合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当时，省军区在被冲击和瘫痪的情况下，无法过问这一重大案件。

7月31日

“省联总”在省委五楼会议室召开“龙潜检查认罪大会”，龙潜、张秀龙、李国厚、罗晴涛等省军区领导到会，龙潜作了“关于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8月2日

省军区政治部部分职工发出给“省联总”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省联总”为首的造反派，要与龙潜一小撮划清界限。

8月3日

金华“金工总”和“省联总”赴青田县调查组发生武斗。

同日

省军区政治部印刷厂、驾驶班、电影站、俱乐部等单位部分职工发表了《给省军区司、政、后广大指战员、革命职工、革命家属呼吁书》，呼吁广大指战员与龙潜划清界线，掉转矛头，反戈一击。并冲击了省军区党委扩大会，揪斗了张秀龙、龙潜、阮贤榜、李国厚、何以祥、董毓湘，罗晴涛，同时成立了省军区第一个造反组织“八·三造反兵团”。8月5日，省军区后勤部宣传队成立了“八·五造反兵团”，8月10日，省军区司令部汽车队成立了“八·一○造反兵团”。同日，由省军区“八·三造反兵团”等十九个造反组织发起，在省军区司令部大操场召开了“省军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总指挥部”成立大会(简称军联指)，地方341个造反组织，数万人参加大会，会上揪斗了省军区龙潜(政委)、张秀龙(司令员)、何以祥、阮贤榜、李国厚(副司令)、董毓湘(参谋长)、罗晴涛(政治部主任)。会后，组织了挂牌游斗。

8月4日

“浙大造反总指挥部”和“杭州钢铁厂造反总指挥部”等单位造反组织，接管了浙大人武部。“杭州钢铁厂总指”造反派在返厂途中与古荡地区“农暴”发生了武斗。

8月5日、9日

张永生等唆使一千多人，两次(5日、9日)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和军械一库，由两个伪装成解放军的人骗开大门，当场扣押警卫战士刘向武，打昏前来劝阻的仓库主任张全奎，把仓库和修理所干部看押起来，打开所有仓库大门，将库存的手枪、信号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全部抢走，被抢的还有战士的水壶、衣帽、腰带、军用物品(价值达四十万元)，整个仓库几乎抢劫一空。两次共抢走长短枪一千九百余支，轻重机枪五百二十三挺，炮四十门，子弹一百二十七万余发，手榴弹一万六千九百余枚。

8月7日

淳安县人武部在《红色风暴》上发表《坚决一边倒，倒向革命左派一边——我们参加支左工作的体会》的文章。

同日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联合发表社论《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埋葬》，社论中提出打倒黑司令部里面的虾兵虾将龙潜之流。

8月8日

周恩来总理批准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关门开展“四大”(实际上“四大”已经搞了十多天)。1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励耘、南萍，反复强调，“省军区所属部队不能乱，乱了就不能作战。杭州本地的造反派不要去军区来来往往，军民不准串联，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你们可以和造反派讲清楚。让省军区机关关起门来搞‘四大’，浙江是前线，浙江现在有敌情，你们都知道吗?敌情第一，要一致对敌，照顾大局。最高统帅早规定军以下部队搞正面教育，独立师、独立营不能例外。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可以允许他们用民主讨论的方法，你们要说服独立二师。”南萍、陈励耘不但没有去说服，反而开过七次会议(有的会议还吸收另一派参加)，筹划要省军区所属部队开展“四大”，9月23日，南萍、熊应堂跑到独立二师，在师、团干部会上要他们向起来造反的指战员学习。南萍说：“把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龙潜、李克(独立二师政委)。”熊应堂说：“当前的大方向，就是把广大的战士从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把广大干部从反动路线影响下解放出来，逐步团结两个95％。”

南萍在周总理打电话的当天下午，研究如何贯彻周总理指示时说：“军分区、人武部可以根据情况，乱一乱也好。”20日晚，陈励耘在一次小会上说：“军分区机关开展不开展‘四大’?问题严重的，而群众有这个要求的搞，独立二师机关要搞，警卫部队也开展‘四大’”。熊应堂说：“我主张独立二师搞‘四大’”。23日，南萍在军管会、二十军、空五军联席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说：“独立二师政委自杀了，两个副政委问题都很大，我们意见师部要开展‘四大’，否则两条路线教育搞不彻底。”陈励耘说：“现在军管会名单已公布，下一步要设想几个战略部署，军管会怎么搞?‘省联总’怎么搞?第一个战役是揭李丰平、龙潜的问题，8月到9月初开展；第二个战役斗江华、曹祥仁，9月到10月初；第三个战役搞江华(要回来)。在年底是否可以成立革委会。”24日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一起开会时，“省联总”作战部长按照陈励耘三个战役的设想，提出了具体计划。第一个战役，集中力量狠揭李丰平、龙潜、张秀龙；第二个战役集中力量狠斗江华，揭江华、李丰平、龙潜、张秀龙黑幕；第三个战役，狠斗曹祥仁。陈励耘听了后说：“整个计划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结合了本省的情况。这个计划不仅符合杭州情况，对全省都有指导意义。对省军区党委领导问题，‘军联指’也有个分析，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好的，性质差不离，程度不同而已。将来实施计划时要和‘军联指’配合。”南萍说：“三个战役我看很好，要很好衔接，每个战役要有所侧重。可以作为‘省联总’的计划，全省搞个什么计划?这个计划可以发到各地区、各县作参考。”

同日

省军管会、省军区和“省联总”分别发表《关于金华“八·三”反革命事件的公告》。10日，《杭州日报》刊登《金华“八·三”严重政治事件真相》提出：“金工总”非法绑架殴打和审讯省军管会派往青田县调查组的五位同志，杀害了调查组工作人员蔡寿山。《浙江日报》报道：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宣读通告怒斥“金工总”一小撮坏头头在黑后台支持下制造“八·三”严重政治事件真相的文章。12日，省市造反派和驻军代表五万人在少年宫广场集会，声讨“金工总”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在其黑后台支持下，公然非法拦车、绑架、殴打、杀害省军管会赴青田调查组人员的滔天罪行，沉痛哀悼在这次严重政治事件中，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光荣牺牲的战友——蔡寿山同志。参加集会的造反派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混进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金工总”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在会上发言的有“省联总”代表、省军管会代表周文江、杨家骏以及各地造反组织代表。15日，《浙江日报》报道：全省各地造反派和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坚决支持金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愤怒声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支持“金工总”一小撮坏头头制造“八·三”严重政治事件的滔天罪行。16日，《浙江日报》刊登：驻金华6297部队发表公告坚决支持“金二司”等造反派，坚决拥护省军管会的严正立场和措施，“金工总”一小撮坏头头和杀人、打人凶手必须依法严办。

3月8日

省军区政治部职工造反派抢走政治部各种枪支26支，子弹1664发，制造了军内首次抢枪事件。

8月14日

“省联总”发表《关于温州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声明提出，7月份以来，江华、龙潜、王芳等走资派，支持“温联总”，对支左部队断粮、断煤，矛头指向“解放军”声明还指出誓与温州无产阶级革命派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坚决打倒“温联总”的黑后台及一小撮坏头头。省市一百三十九个单位造反组织向温州“工总司”等造反派发出声援电。北京、上海等地造反组织纷纷集会游行，发表声明。

8月15日

省军管会发表《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简称八·一五公告)。《公告》提出，温州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支持“温联总”保守组织，温州军分区和水警区人武部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9月5日、9日两天，温州上空飞机散发“《八·一五公告》。

8月20日

《浙江日报》刊登北京专电：首都及全国各地在京的一千多个革命派组织的代表隆重集会，坚决支持温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温州革命派赴京代表在会上控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温联总”一小撮坏头头的滔天罪行。首都和全国革命派代表在会上表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大联合、大团结，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浙江日报》发表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8月16日

省市造反派在少年宫广场召开有二十余万人参加的“龙潜认罪大会”，省军区全体常委陪斗。李丰平、王芳被揪斗。

8月17日

省市造反派和驻浙三军十万余人集会，声讨江华、龙潜在温州的代理人王芳，王芳被揪斗。

同日

8月19日，省军区一个副司令，背着省军区党委，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电报，要求野战军迅速接管省军区。

8月中旬

省军区机关在5、6月份调到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回机关参加造反，并成立了省军区机关“火线野战军”，办了报纸《火野》，共出刊七期。

同日

任一力副省长被迫害致死。

8月22日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决定指出，以二十军、空五军为基础，改组军管会，任命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张明汉为副主任，孟昭玉，朱后年、张磊，吴健为委员，任命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省军区代司令员，南萍为代政委，二十军军部进驻杭州，对省军区所属独立师、团、营、连、边防部队、军分区、人武部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决定还指出，原浙江省军区机关开展“四大”，由龙潜、阮贤榜同志负责领导，关门“四大”，不许内外串连，省军区革命领导干部，视运动进展情况，逐步参加新的军事领导机构和军管会工作。

8月23日

省市造反派和驻浙三军指战员十余万人，在少年宫广场集会，欢呼《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南萍、陈励耘、白宗善、张永生等参加，南萍、白宗善表示，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以“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省军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总指挥部”代表也在会上讲话，表示要诚诚恳恳地向空五军、二十军学习，全心全意支持“省联总”。

8月24日

富阳县是“红暴”势力占优势的县。17、18两日由某部队一个副团长、支左联络站负责人与“富联总”以及各区造反派头头，在杭州市革工会会议室共同筹划攻打富阳8月23日支左部队派“富联总”头头多人乘小车到中村，然后转换摩托车到富阳的新桥，了解侦察情况，并检查攻城的准备工作。返杭向支左部队负责人汇报，并经省军管会同意，按原计划行动，于24日凌晨攻打富阳。金桥公社的新民大队、城东大队、富阳建筑公司、水电局仓库、县干部宿舍等被砸，抢，打死七人，打伤多人，一百多人被抓。事后，省军管会和支左部队头头到富阳汽车站听取“富联总”头头攻打情况后的汇报。

同日

“省联总”发表声明解放王子达。《红色风暴》刊登王子达的文章《龙潜是浙江最大的保皇派，揪出许世友，杜平!》。文章攻击龙潜施尽浑身解数保江华、保李丰平、保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提出打倒龙潜，解放浙江的口号。

8月26日

“杭州市炮打市委联络站”召开解放王子达电视广播大会。在会上，“杭州市机总”发表关于同意解放王子达的声明，市委办公室革命造反兵团宣布，吸收王子达参加造反兵团，发给王子达参加造反兵团胸签。王子达在大会上痛哭流涕地表示感谢“市机总”接受他为一个光荣的战士，是他政治生命重生的日子。(王子达为了讨好造反派，早点解放自己，多次向“市炮打”提供市委书记王平夷的“三反”罪行，说王平夷是三反分子，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野心家，10月担任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后，将“市炮打”改为“群众专政联络站”，以后又改为“市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重点专案组”，负责审查原市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 10月13日《杭州日报》刊登：王子达的文章《永远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杭州市炮打市委联络站”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帮助王子达同志站出来的》，《杭州日报》并发表社论《以斗私批修为纲，大胆解放革命干部》。

8月26日

8月24日“省联总”在少年宫广场召开攻打萧山誓师大会，张永生、贺贤春站在吊车上动员说：“萧山有十万人要进城”，为攻打萧山造舆论。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26日凌晨，“省联总”所属数十个单位三、四千经过军训全副武装的造反派分三路攻打萧山。指挥部设在六和塔附近的航海俱乐部，总指挥为支左干部周××、副总指挥张永生、贺贤春等。打死九十多人，冲击公安局翻阅敌伪档案，敲开牢房带走五名在押犯，抢走枪支，犯人赃款、赃物被劫一空，不少机关商店财物被劫，据县商业局、粮食局、招待所、水泥厂等十多个单位统计被窃粮票五万七千八百多斤，损失近十万元；农机厂被枪弹射中起火损失达二十四万三千多元。(×××交待：萧山“八·二六”武斗事件是经过长时间有计划、有准备进行的，早在5月3日张永生就到萧山杭州发电设备厂，派“飞虎队”策划过“五·五”、“五·六”等一系列流血事件。7月下旬，南萍在一次会上讲过，萧山问题要很快解决，并说要有准备。陈励耘说：“没有武器嘛，要想办法。”熊应堂说：“民兵使用的武器是省军区管的嘛。(8月5日、9日两次张永生抢省军区军械二库一库枪支弹药事件)。月初，南萍、陈励耘派人在杭州召开了武装解决萧山问题的会议时说：“萧山是南大门，是战略要地，萧山问题不解决，杭州就不会安宁，方针是：打掉萧山老保，压垮富阳红暴，稳定杭州局势。”)

(×××交待：21、22两日，张永生、贺贤春在市总工会召集有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等单位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攻打萧山的具体方案，张永生拿出萧山地图，讲了如何攻打萧山，兵分两路，一路“省联总”负责组织指挥，从南星桥下船，到萧山南岸，凌晨五点前，打下龙皇庙，然后等待在萧山棉纺织厂的前线指挥李××的发动进攻的信号，再打进萧山县城，另一路由“市革工会”组织指挥，从水路坐船到萧山湘湖农场，然后步行到萧山西山后面埋伏好，打伏击，要求五点前到达。运送人员由钱江航运公司负责。贺贤春在会上讲：攻打萧山是政治任务，为了把浙干线这条铁路打通。23、24日两天，在金城饭店二楼，贺贤春等六、七人商议，“革工会”这一路不坐船改坐汽车到湘湖农场，说坐船的消息已经泄露，对方有准备。汽车在路上要关灯驾驶，前后用步话机联络，参加人员一律穿工作服，由贺贤春在华侨饭店五楼电台指挥，还有张永生以及军代表周××)

同日

在南萍主持下，二十军党委作出关于向空五军学习的决定。决定提出，空五军党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马当先，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坚决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浙江省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受到林副主席的表扬。他们不愧是人民解放军支左工作中的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正当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以二十军和空五军为基础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为了圆满完成中央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我们在三支两军中，永远和空五军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8月26日

在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策划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省军区“交权”大会，省军区司、政、后机关及部分职工参加。会议一开始，当张秀龙司令员刚宣读中央电报时，“军联指”造反派头头即上台夺过电报，后勤部机关和工程队一些造反派冲上大会主席台，把张秀龙，龙潜、阮贤榜、何以祥、刘亨云、董毓湘、罗晴涛等省军区领导踢倒，跪在台上，搞喷气式。南萍、熊应堂等人坐在主席台上，会后，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政委龙潜以及省军区党委常委全部关押，被军内外造反组织长期轮流揪斗，从此原省军区被夺权，司政后机关全部瘫痪，然后由二十军对口接管。省军区机关部队被接管后，群众编了两句顺口溜“南山来了一只熊，一口吃掉“两条龙”。

8月27日

“省联总”和空五军、二十军开展轰轰烈烈拥军爱民活动。指战员表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就是最大的爱民”。造反派表示：“坚决相信依靠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就是最大的拥军”。

8月29日

二十军军部进驻省军区政治部大院后(政治部被迫全部让出)，马上派代表去“省联总”，表示更坚决地爱护支持“省联总”，更紧密地和“省联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省联总”工作人员表示，在空五军、二十军的支持下，与江华、龙潜斗争到底。

8月30日

诸暨县“红总”造反组织三千余人在杭州大学操场召开“打回老家去，解放全诸暨”誓师大会。会上，省军管会秘书长宣读了省军管会8月30日对诸暨问题的公告，“省联总”代表宣读了“省联总”关于诸暨问题的三条声明。诸暨军管会主任代表诸暨“县红总”讲话。省军管会主任南萍等人检阅了全副武装的诸暨造反派。事前诸暨造反派两千多人组成)“武卫团”，南萍等人纵容这些人抢了省军区两个仓库的武器弹药，陈励耘等人，派部队进行军事训练。还曾先后三次召开武装解放诸暨问题的会议，制定作战方案，成立作战指挥部。乘毛泽东主席专列要通过诸暨的机会，于9月13日晚派四个营的兵力由某师及绍兴军分区负责人率领和金华、绍兴等地的造反派武斗队，诸暨县的“武卫团”，分四路围剿诸暨另一派群众组织。打死群众146人，其中有85人是9月15日毛泽东主席专列通过后被打死的。

8月31日

省市造反派和驻浙三军十万余人召开“粉碎李丰平反革命复辟大会”。

9月7日

熊应堂在驻温支左部队联合指挥部的报告上批示，指令他们用一个营的兵力向鲤鱼山攻击，造成流血事件。

9月16日

毛主席从南昌来杭，了解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汪东兴当面向南萍、陈励耘交待，要他们把林岗(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成员之一)抓起来。9月18日林岗被送往北京。

毛主席对南萍、陈励耘说：“你们对龙潜不能象斗地主那样斗吧，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毛主席回北京后，决定江西、浙江省军区以及人武部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

10月22日

省军区、省军管会被改组后，原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批判，中央于9月间通知原省军区各级领导干部可到北京办学习班，中央办公厅几次电话催促，至10月22日才被允许离杭去京(其中有少数舟嵊要塞区、东航的干部)学习任务主要是检查路线错误。学习班领导班子，由熊应堂和省联总代表王则信等造反派组成。省军区和人武部干部继续受批斗。(于1968年1月5日返回杭州)。

10月1日

省市十五万军民集会游行庆祝建国十八周年，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宗善、张文和、朱全林等在延安路新建成的检阅台上检阅游行队伍。南萍、张永生在大会上讲话。

10月12日至15日

“省联总”主办毛主席干部政策学习会，四千多人参加。会议期间，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橡胶厂、杭州市供销合作社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大胆解放革命干部，大胆使用革命干部的情况和经验。省军管会赴上海学习组介绍上海解放干部的经验。

10月14日

《浙江日报》刊文：“掀起解放干部促进革命‘三结合’新高潮”。报道了10月13日由“省联总”主持召开毛主席干部政策学习会，省联总所属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派总部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共四千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陈励耘讲了话。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省联总”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具体研究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和筹建“省三代会”的意见。

10月19日

《浙江日报》报道全省29个县、市成立“红代会”或“红代会筹委会”，“省红代会筹委会”和金华等五个专区红代会(筹)也相继建立。

10月21日

“省联总”在省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斗争江华大会”。《红色风暴》发表了《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四论打倒江华》的社论。

10月23日

“省联总”大批判办公室在青年路灯光球场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策检查大会”，四千多人参加。26日，“省联总”召开“解放沈策大会”，电视台转播了大会实况。

10月25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五军副军长白宗善的文章：《以斗私批修为纲，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同日

杭州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组长王子达，副组长汪石川，成员有：徐树年、贺贤春、方一飞。

10月29日

《浙江日报》在毛泽东思想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大标题下，报道了杭丝联四个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的消息。并加了编者按。指出，杭丝联的四个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职工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方向完全正确，符合中央按系统、班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精神，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为他们高兴，向他们祝贺，热情地帮助他们从思想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0月31日

“省联总”下属造反派砸了红暴临时指挥部的办公室。

11月1日

《浙江日报》报道，本省《毛泽东选集》全年出版计划提前完成。10月份出版《毛泽东选集》一百五十万册，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十五年全省发行的五倍多。还发表了《手捧宝书心向党》的社论。

同日

“省联总”召开解放赖可可电视广播大会。事前，“省联总”就解放赖可可在办公厅内部展开了两天两夜的大辩论，通过辩论，认为：赖可可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造反派，是比较好的革命领导干部。

11月12日

全省大中小学校师生员工响应“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号召，开展了所谓“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彻底改革旧教育制度”。杭州大学中文系、政治系、历史系、教育系的师生连夜进行串连，成立了杭大砸烂旧文科联络站，开展了对所谓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批判、大揭露、大控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大破封、资、修的教育制度”。27日，省市十五万师生和工农兵群众在省体育场举行“彻底摧毁旧教育制度，掀起教育革命新高潮大会”，浙江省临时最高权力机构负责人陈励耘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提出：“教育革命必须破字当头，闯字在先”，“深入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辩论、大控诉、大斗争、大革命，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流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11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省军管会主任、二十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南萍文章《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

11月14日

《浙江日报》报道：空五军、二十军在支左中互相学习，并肩战斗，把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思想行动的最高准则，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浙江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贡献。同时发表了《象空五军、二十军那样团结战斗》的社论。

11月19日

“省联总”召开解放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起、李维新大会。

11月中旬

省军管会和“省联总”在屏风山招待所召开了“揭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会议由军管会、造反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主持。把地、市、厅、局的主要“走资派”集中起来揭发省委的问题。在会上，有个别人起来揭发了省公安部门在对敌斗争中，曾采用过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或打进敌人内部，或给敌人送点假情报等等，而从敌人那里搞到一些真实情报的隐蔽工作方法(当时是经过上级批准的)，造反派抓住这件事说省委豢养了一批特务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组成一支地下军，是资敌、通敌、养敌。还把在溪口修理过蒋介石的故居说成是效忠人民公敌蒋介石。赖可可作了会议总结。

11月20日

“省联总”在省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斗争江华大会”。驻浙三军和省市群众十万余人参加大会。

会上有人站出来揭发江华、龙潜对毛泽东主席搞特务活动，在毛泽东驻地安装窃听器，偷窃文件，派秘密侦探。还揭发江华为彭德怀、黄克诚提供“炮弹”攻击党中央等等。会上造反派把一些揭发诬陷材料拼凑起来，让省公安厅一个干部作系统揭发江华、李丰平、王芳、吕剑光的所谓“资敌、通敌、养敌”罪行的发言，并说王芳、吕剑光是罗瑞卿黑线上的人，参加中南海夺权和“二月兵变”，后来王芳被送到北京关进了牢房。

11月22日

杭州市革委会筹备小组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发出战斗号召，认清大好形势，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加快革命步伐，以更好的实际行动促进市革委会诞生。《杭州日报》刊登《迎接本市文化大革命的盛大节日》的文章。

11月27日

省军管会、“省联总”向全省有关组织发出通知，提出关于筹建省革委会的宣传提纲。

11月29日

《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刊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赖可可的文章《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策的文章《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并发表社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欢迎赖可可、沈策等一批批的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出来。

同日

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大会，会议开了七天。陈励耘在会上作了《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为迅速建立省革委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省市革命领导干部赖可可、沈策、王子达等参加大会。

12月1日

省军管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写了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准备工作问题的报告，并提出了“迎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三十八条标语口号”。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在通知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9日

“省联总”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执行毛主席司令部“关于要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指示”大会。二十余万人参加，省军管会负责人南萍、陈励耘、朱后年，驻浙三军负责人白宗善、朱全林，革命领导干部赖可可、沈策等参加大会。张永生在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朱后年在会上讲话。15日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举行电视广播大会，要求“省联总”所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犯过错误的红暴老造反派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司令部的最新指示。

12月9日

“浙大总指”和“浙大红暴会”实行大联合，成立“浙江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12月13日

浙江省工人代表会议开幕，会后成立了“浙江省工代会”。

12月14日

杭州市召开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杭州市中等学校红代会”。

12月19日

《浙江日报》报道：杭州一中、五中、六中、十二中和杭州卫生学校、省卫生学校等一批存在“老大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学校，遵循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司令部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结束了“内战”，实现巩固和发展了大联合。

12月20日

省市十余万军民集会庆祝杭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由七十一人组成。王子达任主任，汪石川、徐树年、邱强任副主任。革委会下设四大组，生产指挥组组长：周凤鸣；政工组组长：邱强(兼)；办事组组长：石文通；人保组组长：于永勋。

12月20日至23日

浙江省红卫兵代表大会开幕，周建人、陈励耘等出席，南萍在会上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后成立了“省红代会”。

12月26日

由于晚稻严重减产，省委下拨救济款306万元，并请求国务院和财政部拨专款800——900万元。

12月下旬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要斗私、批修”和大办学习班的号召，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热潮。据长兴、嘉兴、萧山、绍兴、平湖、富阳、奉化、镇海等20多个县和杭州市郊15个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已先后举办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6000多期，参加学习的达130多万人。

12月

张永生、贺贤春在杭州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下成立了“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68年4月26日，市革委会正式成立“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各地区也相继成立社会治安办事处，工矿基层也建立人民警卫组织，70年10月20日结束)。

浙江省经济发展情况：1967年由于武斗，交通堵塞，能源缺乏，全省工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完成计划，而且比上年全面下降。工农业产值78．19亿元，比上年下降4．2％。其中农业产值22．7亿元，下降0．3％，粮食、棉花、油菜籽等产量普遍下降；工业产值42．99亿元，下降7．1％，钢、生铁、钢材、原煤、水泥、合成氨等产量均大幅度下降。

1968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提出了“整顿党组织”的任务，发表了毛泽东有关党的一段论述：“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话被称为“50字建党大纲”。

1月3日

省军管会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举行报告会。朱后年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报告。同时，在会上省军管会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提出了《关于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意见》。

在省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了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小组由“党的工作干部、一般党员、非党群众相结合”组成，领导各地区、单位的整党运动。

此后，省军管会和“省联总”联合举办“活学活用毛主席建党路线学习班”，大批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揭发批判所谓大搞“生产模范党员”、“养猪党员”、“专家教授党员”、“名演员党员”等等的滔天罪行。

1月5日

省军管会发出紧急通知：“由于某些地方的武斗和交通运输的破坏，使我省的煤和石油调入量减少。为此，在煤、油、电的安排上，首先安排好人民生活最低需要；对生产用煤，首先保证印刷毛主席著作用纸的生产用煤，其次是交通、发电以及医药、小农具、军工、援外等生产用煤。”

1月上旬

陈励耘到上海，从张春桥那里了解到毛主席曾说过，“浙江的三结合要结合江华”。陈励耘回来与军管会几个头头研究后，没有往下传达。

1月6日

自67年12月27日至68年1月6日，“红暴”头头方剑文等召开了“暴代会”。在会上，方剑文作形势报告，口号是：保江(华)，扶李(丰平)、打曹(祥仁)。

同日

《杭州日报》发表社论《值得注意的动向》，社论提出：“红暴派”是打着老造反旗号的保守势力，是一股小小的逆流(这篇社论是在杭州市革委会负责人授意下写的)。

1月8日

筹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汇报代表团赴京汇报。代表团的成员由军队代表(南萍、陈励耘)、革命领导干部代表(赖可可、王子达、沈策)、群众组织代表(张永生、方剑文)等三结合组成。1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的军队代表南萍、陈励耘。

1月中旬

方剑文等人召开了“红暴”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宁波、舟山、温州、丽水、金华等地的红暴代表，会后成立了“浙江省红暴地、县联合指挥部”，在杭州建立“前线指挥部”。

1月18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我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消息。报道指出，浙江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掀起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自67年10月份后，陆续举办了一万多个学习班，几百万人参加了学习，对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同日

周恩来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浙江代表团军队与红暴派代表。参加接见的有：南萍、陈励耘、石瑛、方剑文、滕铸、翁森鹤。

1月20日

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的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省联总”代表。

1月25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定不移地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记驻浙空五军“三支两军”工作先进事迹》的文章。高度赞扬空五军，称赞他们支左不支派，和坚决支左的兄弟部队一起，为浙江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月30日

省军管会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学大用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派性，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迎接省革委会的成立。

2月5日

周恩来、杨成武、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分别接见驻浙部队与红暴派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与“省联总”代表。

2月12日

省军管会发出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通知重申了军管会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的错误行为的严正态度，进一步指出，所有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和省军管会去年9月21日关于贯彻执行《八·二五号令》的通知，做好武器、弹药、军用物资清点封存上交工作的通知以及补充通知。

2月12日至16日

省军管会召开全省“抓革命、促生产，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会议。会议提出：1968年的农业产值力争超过1966年，粮食、棉花要求比上年增加10％，蚕茧增长11％，生猪饲养量增长3％，其它各项都要有较大的增长。

2月15日

周恩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团军队干部和“省联总”、“红暴派”代表。接见时，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67年2月12日的指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跟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

2月16日

“省联总”和“红暴派”代表，在北京达成了《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该协议共十二条，主要内容有：坚决拥护省军管会的正确领导；已经建立革命委会员的单位，必须维护它的革命权威，不准推翻；凡原来有“红暴”组织，即在革委会中尚未保留一定名额的单位，把“红暴”代表人物充实进去，两派虽已联合，而不完善的单位，应促其完善(充实“红暴派”人员)，不要再拉队伍。“省联总”和“红暴会”应通过扩大、充实和加强省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简称三代会)的途径，进一步实现、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省市“三代会”是省市革委会(省军管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机构，根据形势发展“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活动限于杭州(包括过去有红暴组织的所属县)，不搞全省组织，不到地县去发展组织，并同已经挂钩的地县组织全部脱钩，双方设立在地县的联络站立即撤销。“省联总”与“红暴派”都不准到铁路、运输部门，公、检、法单位和各地县公社去串连，发展组织，不准干预这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各学校师生员工，要坚持复课闹革命，不准外出串连。根据中央指示，“省联总”工作人员不超过二十名，“红暴临时指挥部”工作人员不超过十名，“省三代会”工作人员总数不超过三十名，“省联总”和“红暴派临时指挥部”都不得另设分部，已经设立的要迅速撤销。二月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三代会”经过扩大，充实加强，“省联总”和“红暴临时指挥部”逐步完成历史任务。19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为“省联总”、“红暴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发表了社论。20日在北京西苑旅社，“省联总”和“红暴派”签订了《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两个附件。附件一：《关于扩大、充实和加强“省市工代会”协议》；附件二：《关于充实、加强、扩大“省市红代会”协议》。根据这两个协议，省工代会充实、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13名，其中常委3名；市工代会充实、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26名，其中常委5名；“省红代会”充实、加强、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12名，其中常委5名；“市红代会”充实、加强、扩大“红暴派”代表人物委员11名，其中常委3名。

2月22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对浙江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个文件。《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浙江大学两派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的批示(中发(68)34号文件)指出：“这两个协议很好。中央批准这两个协议，望广大革命群众在今后工作中认真执行。”

3月1日

省市五万军民集会向毛主席宣誓，以最高的觉悟，最大的忠诚，最深的感情，最纯的党性，执行中央批准的革命大联合协议。省军管会负责人朱后年在会上讲话。《杭州日报》发表社论《为实现革命大联合创造良好的气氛》。

3月3日

周总理在京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传达的毛主席关于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的指示后，方剑文在北京给“红暴派”打电话，杭州立即贴出了解放江华、李丰平的八条标语。并电告了全省提出，“坚决解放江华，舍得一身剐，敢把江华扶上马”、“结合李丰平”、“欢迎江华回浙江”、“曹、赖、沈不可信”等大幅标语。由于“红暴”抢先在群众中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南萍等人在向中央汇报时说江华指使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的问题”还没调查清楚，如果解放江华，群众弯子转不过来。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机插话，江青说：“浙江公安部门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住处装窃听器偷听，搞特务活动。浙江的公检法要彻底解决。浙江的文化战线也很复杂，六十年代的怪现象就出在浙江”她还指名道姓说你们那里有个大右派陈企霞弄出来没有。说江华的材料还没整理好，看他能否揭发刘、邓、陶、彭、陆、罗、杨，否则就不好结合。公安部门干坏事都和他有关，叶群去有人偷听，我去有人盯梢，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陈伯达说：“有确凿证据证明谭震林是叛徒，他想翻案，想复辟，这股风也可能吹到你们那里去。不要以为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等人在睡大觉，他们在活动，搞反革命复辟”。解放江华问题，从此搁下。

3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150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三十二人，以及革命干部五人(以后逐步增补)共三十七人(其中军队代表11名，干部代表11名，群众代表15名)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3月19日

筹建省革委会赴京代表团回杭，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参加赴京汇报团的南萍、白宗善、石瑛、吴健、董明儒，革命领导干部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沈策。以及“省联总”和“红暴派”的代表。出席大会的，还有省军管会，驻浙部队的负责人朱后年、孟昭玉、熊应堂、黄朝天、曾昭墟、朱全林、孙同盛、戴克林、李国厚和市革委会副主任汪石川、徐树年、邱强等。20日省军管会举行浙江省赴京汇报团传达报告广播大会，南萍在会上作了传达报告。

3月24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市三十万军民在杭州少年宫广场举行集会，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萍在会上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春桥，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出席大会，并讲话。会后，三十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同日，发表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通告》。

3月28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祝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中没有点江华的名，这在全国仅此一例省革委会成立后，下设四大组(70年1月3日正式公布)

办事组组长： 朱后年

副组长： 周文江、李培增、安景湖

政工组组长： 沈策

第一副组长： 孟昭玉

副组长： 马向光、遗痴、杨家骏、于一川、顾肇基

人保组组长： 朱全林

副组长： 张磊、尹清泰、枫亭，苏蕴山

生产指挥组组长： 戴克林

第一副组长： 赵天才

副组长： 王国华、邓清河、赵承先、王起、郭德林、王奎权、魏涛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组长南萍，第一副组长陈励耘，副组长赖可可、熊应堂。成员沈策、王子达、朱全林，孟昭玉，戴克林。

3月25日

《浙江日报》发表《革委会要成为进行阶级斗争的指挥部》的社论，指出：“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机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抓阶级斗争，这就是革命委员会的正业”。革委会一成立就要“抓阶级斗争，成为指挥革命人民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坚强的司令部”。

3月25至31日

省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决议》和《关于加强省革委会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的决议》。4月3日《浙江日报》发表《广泛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社论，号召全省军民坚决拥护省革委会决议，广泛开展“三忠于”活动。

3月27日

张春桥在杭州分别接见省市革委会负责人，以及来杭参加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驻浙三军代表，原省军管会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在杭州饭店召开省市革委会委员座谈会和驻浙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

3月29日

浙江省文化局、文联“革命造反兵团”、浙江越剧二团“新文艺联合战斗兵团”等省市文艺界一千余人在杭州胜利剧院举行“彻底砸烂反革命文艺黑线黑网誓师大会”，批判、揪斗了林乎加(原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前调中央计委工作)、陈冰、王顾明(省文化局副局长)、肖闵(杭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等人。

同日

省革委会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声讨“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革命罪行大会”。省市军民十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南萍在会上讲话。

3月30日

省公安厅“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联队”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的公、检、法誓师大会。会上，揪斗了原公安厅主要负责人王芳、吕剑光、丛鹭丹等人。(据统计，在砸烂公检法过程中，全省公安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叛徒、特务、土匪1000余人，被开除、戴帽、坐牢的220人，被迫害致死的95人。全省460个派出所，252个法庭全部被“砸烂”。14个劳改农场撤掉了11个，特情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和损失。)

3月

成立省敌伪档案清查小组。4月20日，省革委会和省军区按中央1967年10月3日“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组成以军队为主的专门班子，负责收集、接管、清查本地区内敌伪档案，并接受省敌伪档案清查小组的业务指导。清查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揪出所谓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纯洁党的组织。

3月

1967年9月(9月10日至10月2日)诸暨县被武装“解放”以后，先后有170多人到南京军区控告南萍、熊应堂指挥部队在诸暨开枪开炮，打死群众140多人，打伤多人。南京军区派陈德先(原炮兵政委)带领工作组到杭州调查诸暨事件，历时三、四个月。在杭期间陈德先找熊应堂、南萍了解攻打诸暨的情况，他们自己也承认在毛主席列车通过前两天，派部队占领了诸暨火车站，往东边打了几十公里，一直打到10月2日才收兵。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找南萍、熊应堂到南京谈话，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他们检讨说：部队有干部反映：“江华是无枪无炮的反动路线，龙潜是发枪发炮(实际是被抢去的)的反动路线，我们是开枪开炮的反动路线。”

4月4日

“省工代会”、“省农代会(筹)”、“省红代会”“省联总”、“省暴临指”，在少年宫广场发起召开揭发、批判、斗争浙江省头号走资派江华大会。省市群众和驻浙三军指战员十万余人参加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赖可可、孟昭玉、沈策等出席大会。李丰平、陈冰、陈伟达、林乎加、吴宪等被揪斗。5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倒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

4月5日

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成立。指挥部由九人组成领导

小组：

赵荣 (杭州军分区政委、市革委会常委)

季子鹄 (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代会常委)

杨元铁 (某师副参谋长)

袁锦堂 (杭州警备区副参谋长)

夏根法 (市革委会委员、市工代会常委、制氧机厂工人)

张小定 (市工代会常委、杭州钢铁厂工人)

周凤鸣 (市革委会常委、原杭州市副市长)

姚俊山 (市公安局干部)

(暂缺一名，准备在充实到市革委会或市工代会的红暴派代表人物产业工人中产生)。

赵荣任组长，季子鹄任第一副组长，杨元铁、袁锦堂，夏根法任副组长(赵荣实际上无权过问)。

指挥部下设政治训练、作战行动、后勤三个组。

4月6日

杭州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杭州市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通知》。领导小组由邱国兴、谢国相、姚贤庚、周峰、李玉田、余忠源等六位同志组成。邱国兴任组长，周峰任副组长。

4月10日至18日

空五军召开所属各部队开展“三忠于”经验交流会。省革委会主任南萍、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邱强等出席了会议闭幕式。南萍在闭幕式上讲话，要求全省推广空五军的“三忠于”活动的经验。

4月14日浙江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李国厚等领导先后恢复工作。并组成临时党委，书记熊应堂，副书记南萍、阮贤榜，常委李国厚、戴克林。

4月15日

“省联总”、“省市三代会”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打击、声讨谭震林、江华、李丰平、龙潜搞右倾翻案风大会。省市十万军民参加大会。大会提出：“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已成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号召坚决反对“三右一风”，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朱全林、孟昭玉、戴克林、沈策等出席大会。4月16日《杭州日报》发表《坚决揪出策动右倾翻案的黑手》的社论。

4月17日

《红色风暴》编辑部以《坚决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为题，发表了“省联总”八○八调查组揭发“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盗用毛主席的名义，与李丰平、龙潜等，在浙江大刮“二月逆流”破坏浙江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文章。

4月24日

“省机总”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大会。省革委会、省市“三代会”和省市造反派代表以及正在参加省革委会座谈会的地、县代表也参加了大会。25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揭开机关的阶级斗争盖子》。

4月25日

省革委会于4月25日至5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省开展‘三忠于’活动现场会议”。两千多人参加会议，第一天举行电视报告会，由空五军代表介绍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经验。南萍、陈励耘、周建人、赖可可、张永生、沈策、孟昭玉、柴启琨、戴克林、朱全林等参加会议，南萍、沈策分别向到会代表讲话。

5月1日

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报告，由于1967年省财政收入只完成10．89亿元，比计划短收4．04亿元。因此，按比例分成部分，减少1．21亿元。全省财政收支相抵，差额为7800万元，除各级机动财力凑补一部分外，尚有差额60025万元，要求国务院从国家财政拨款解决。

5月2日至14日

杭州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南萍、周建人出席。王子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判有人为江华、王平夷翻案。要继续批判江华、王平夷的“三反”罪行。会议于14日结束，并提出进一步广泛深入开展“三忠于”活动的倡议书，随后，全市广泛开展了“三忠于”活动。

5月11日

南萍主持召开省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如何解决“浙南”问题。

5月13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做出“关于向全省贫下中农赠送革命宝书的决定”。决定向全省每个贫下中农赠送《毛主席语录》或《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一册。

5月15日

省文化系统造反派召开了所谓“彻底砸烂旧省文化局、旧省文联誓师大会”。19日，《浙江日报》发表《彻底砸烂帝王将相局！彻底砸烂裴多菲俱乐部!》的社论，提出，要“彻底砸烂浙江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黑网的顽固堡垒——旧省文化局、文联”。

5月17日至31日

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几项规定”。

同日

省军区医院军医华东二级战斗英雄王兰英在《人民前线》(南京军区报)刊登文章《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准备对付一切野心家、阴谋家》。(张永生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白色信号弹，也是一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颠覆红色政权的大毒草。这颗大毒草出笼后，全省各地的“二月逆流”黑干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纷纷跳出来，在全省范围内又刮起一阵炮打“三红”的妖风。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反复。)

5月18日

江青把张永生叫到北京，同去的有杜英信。19日晚，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永生、杜英信达四个小时。江青在接见时点了谭震林、江华、林乎加、陈冰、王芳等人的名，说这个是走资派，那个坏透了，地方报纸完全可以点名批判，说：“潘天寿画的秃鹰又阴暗又丑，是特务的化身，齐白石可坏啦，黄胄这个人很坏，文艺界不仅有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还有二十年代、五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的黑线人物，女子越剧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要重新改造、重新创作”。江青还说：“你们浙江省文化局造我谣造得一踏糊涂！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还有旧华东局，王芳都造我的谣。你们浙江蔡永祥我有怀疑，叫陈励耘、南萍组织调查。”江青还要张永生专门汇报浙南情况，江青对张永生说：“首先要树立队伍，同意你们留下一批骨干，可以去实践，总结经验，好的经验可以批转。”当张永生表示回去要好好干时，江青说：“革命允许犯错误，你们不要怕犯错误。”张永生、杜英信在北京住了10天，回杭后一星期，南萍派车把张永生接去要他汇报在北京时江青等人接见的情况。1969年2月24日，南萍、陈励耘决定由省军区、二十军保卫处各抽调一名处长、两名干事成立调查蔡永祥专案组(同年11月20四日结束)。

5月中旬

“学暴突击营”、“暴动公社”在杭州主要街道刷大标语，“向王兰英学习、致敬!”，“揪出省革委会内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浙江是倒许乱军的大本营”，“倒许乱军的一小撮决无好下场！”(倒许指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5月20日

“省市三代会”召开有七万余人参加的“声讨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南萍、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孟昭玉、王子达、华银凤等。孟昭玉代表省革委会讲话。李丰平、林乎加、陈伟达、吴宪、陈冰、王平夷、薛驹等被揪在台上示众。

同日

“省工代会”、“省机总打谭战斗队”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登载《彻底清算谭震林在浙江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文章。《杭州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倒谭震林》，沈策的文章《谭震林是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5月28日

省市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集会，庆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六周年。省革委会副主任赖可可在会上讲话。他说：“在浙江，文艺黑线又粗又长。中国赫鲁晓夫通过他在浙江的代理人，把黑手伸向省市文艺界，各地县和各文化部门。长期来，大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让死人、古人统治浙江的大小舞台，对我们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省市三代会”代表也在会上讲话。24日《浙江日报》报道了大会情况，发表《深入开展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社论。

5月24日

《红色风暴》编辑部重新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的决定》，发表了《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的社论。

6月10日

《红色风暴》编辑部发表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不容颠倒》。文章不指名批判阮贤榜、李国厚提出“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要重新估价，重新认识，要在第五个回合中重新站队”等观点，是否认“省联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勋，是根本否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

同日

“学暴突击营”在主要街道贴出《坚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字报，大字报声称新生的红色政权是国民党反动派，浙江是“倒许乱军”的大本营，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是“倒许乱军”分子，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反革命两面派。要把现在的政权摧毁，主要负责人要揪出来打倒。

6月11日

张永生、杜英信去上海，向徐景贤、王承龙、朱玉佩介绍了江青等人接见情况和传达了他们的指示，并学习了解上海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的经验。王洪文宴请了张永生和杜英信。

6月13日

“省联总”和“省市三代会”再次发起召开坚决打倒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刽子手江华大会。省市造反派和驻浙三军指战员八万余人参加大会。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即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红雷丝织厂、“邮电总部”、梅家坞“造反总部”、省委宣传部“造反大队”、萧山三大厂(萧棉、萧电、杭齿)等代表在会上发言，声讨江华、龙潜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滔天罪行。提出口号：“决不容许江、龙死党为‘二月逆流’翻案”。

6月20日

“省联总”所属组织省农业系统和奉化县“革总司”的造反派在溪口镇联合召开“打倒蒋介石在浙江的代理人江华大会”，一万余人参加。

6月22日

南萍在省核心小组会上布置成立动态组，要杭州市专门收集南京军区、省军区和舟嵊要塞区支持群众组织的材料报省里，给省里领导参阅。杭州市革委会立即讨论成立了社会动态组，有五人组成，在市委大院里办公，28日开始活动，每天向省里报告，以后每周一报，70年10月止。

6月25日

省革委会《关于建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领导小组由沈策、孟昭玉、枫亭、张明珍、徐全民同志组成。孟昭玉任组长，枫亭、张明珍任副组长。(各地〈市〉、县革委会，也相继建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全省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0月，省级各厅局机关分成大小两套班子，“小班子”抓业务，“大班子”抓斗、批、改，抓对敌斗争和清理阶级队伍。)

6月26日

省革委会常委滕铸(红暴派头头)被“省联总”下属造反派绑架殴打。

6月29日

《杭州日报》刊登文章，《打倒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彻底批臭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六·二六”黑报告》。(指1966年6月26日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省委召开的浙江省暨杭州市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6月下旬

方剑文和浙江大学“红暴会”勤务组召开联席会，指名要揪浙江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学暴”在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召开会议，确定“要打第五个回合的作战计划”。

7月3日

方剑文在浙江大学召开杭州市工暴、浙江大学红暴勤务组会议。研究浙江大学红暴杀到社会上去，揪反革命两面派。4日，成立了“抗大战校”组织。

7月6日

“抗大战校”发表《致南萍、陈励耘同志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出，省革委会是“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残酷围剿革命群众”，“执行枪炮路线”，“文化大革命把贫下中农搞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面临着新的血腥镇压”。

7月13日至19日

“省联总”在杭州举办地、县所属造反组织头头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有六十一个地、县和省、市机关负责人二百余人。学习任务：排除干扰，彻底粉碎阮贤榜、李国厚攻击“三红”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学习班还通过了《告全省人民书》，学习期间，省革委会负责人接见了全体学员，并讲话。

7月13日至29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认为，“狠抓对敌斗争，大力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决议提出：当前“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之间的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即无产阶级要巩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而资产阶级要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的主攻方向，过去是集中指向中国赫鲁晓夫，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及其同伙；今天，仍然应该集中指向这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右一风’(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妖风)的总代表，指向他们安插在各方面的爪牙，把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7月15日

《浙江日报》发表社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批判》。社论不指名的针对阮贤榜、李国厚、方剑文等提出的“三无”论(即无造反派、无保守派、无走资派)，“两全”(即全民左派、全民选举)，“三新”(即重新认识、重新估价、重新站队)，“暴力革命”论，“两次革命”论，“主要矛盾转化”论等观点，进行了批判。

7月中旬

方剑文等在省民政厅召开“十大系统红暴”及地、县“红暴”会议。

7月16日

省市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坚决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砸烂六十年代怪现象——女子越剧大会”。

同日

“省联总”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倒国民党代理人，浙江党内头号走资派江华电视广播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出席大会。

同日

“红暴派”在杭州胜利剧院召开地、县红暴组织会议，方剑文在会上作形势报告。

7月17日至29日

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会上批判省革委会常委阮贤榜、方剑文、委员李国厚翻案攻击“三红”的罪行。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

7月31日

杭州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传达、学习、讨论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文件(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

8月5日

省革委会就温州紧张局势问题发出布告(即“八·五”布告)。布告主要内容：最近以来，在温州地区，以王芳为首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伙同伸进“温联总”的黑手吴俊祥、张维森(均系原地委农办副主任)，及“温联总”坏头头姚国麟等，蒙蔽、欺骗了一部分群众，继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8月5日至9月7日

红暴头头方剑文等组织发起，在南京、无锡等地先后召开了十三次会议，浙江地区有二十一个县的红暴组织负责人参加。他们主要观点是认为空五军、二十军在浙江支派不支左；“省联总”的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张永生是“小爬虫”；“曹、赖、沈”(曹祥仁、赖可可、沈策)是走资派；“南、陈”(南萍、陈励耘)不可信。

8月6日

“省联总”就“温联总”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提出，“温联总”一小撮坏头头，在温州王芳之流以及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的支持和指使下，步湖北“百万雄师的后尘，变本加厉地制造反革命武装暴乱，使温州地区重新陷于白色恐怖和腥风血雨之中。

同日

《人民前线》刊登省军区写作班子激扬文的文章，《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省联总”造反派头头认为这篇文章以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为名，含沙射影攻击省革委会，否定浙江文化大革命。)

8月8日

杭州市赴浙南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杭州大队组成，下设六个中队。宣传队政委为刘正吉(军代表)，大队长为贺贤春，副大队长冯玉堂。下设三个组：宣传组、后勤组、作战组。

同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革命派和群众，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均为制止武斗的布告)，坚决镇压和彻底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恶活动。省革委会常委沈策传达了省革委会关于进一步深入贯彻、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意见。南萍在会上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等。

8月9日

省市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大会由“省市三代会”发起，省市革委会代表出席了大会，驻浙三军代表、“省联总”代表、温州市工代会、“省联总”所属浙南一些县以及舟山地区的造反派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大会坚决声援温州地区造反派，表示一定要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反扑打下去，拥护省革委会解决温州问题的措施，和温州地区造反派并用战斗。“省联总”就“丽联总”扣押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发出《最紧急声明》，声明要求拆除公路两旁的工事，恢复交通，释放被绑架的解放军战士，交回被抢物资等等。

8月10日

省核心小组讨论清队问题时，南萍在会上说：“省委书记和副省长一级干部，有的是叛徒，有的是特务，有的是假党员，没有一个好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已经核实的，宣判一批。”陈励耘说：“温州就有叛徒3000多人，已混入县至中央各级的100多人。地委书记、部、厅、局长中，要把一些影响大的判他几个，让群众看看。”熊应堂说：“对敌人狠一点是对的，这次搞深一点，我赞成搞几个有价值的人宣传一下。”熊应堂还说：“有一点影子都可以揪，揪得越多成绩越大。”因此，普遍出现逼供信，造成假案，错案。据1969年6月统计，在清队中原省委委员42人中列入审查的28人，占三分之二；原地委书记、厅长一级干部400多人中，被当作敌我矛盾受清查的有133人，占三分之一。全省被关押揪斗的约数十万人。被逼死的9198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有一个反革命假案，涉及5个县几千人，造成严重后果。

8月11日

“省暴临指”召开“浙江省彻底批判南萍、陈励耘反动的多中心誓师大会”。大会前，“誓师大会勤务组”贴出海报，要南、陈到会听取批判。

8月14日

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省民建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水产厅厅长唐巽泽先生被迫害致死。

8月15日

15日凌晨，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赖可可、沈策和翁森鹤参加衢州化工厂两派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签字仪式。

8月16日

浙江大学“红暴会”贴出《关于浙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局势的声明》。声明反对省革委会关于温州地区局势的《八·五》布告，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誓师大会”。

8月18日

省革委会召集杭州、嘉兴、绍兴、金华等地区革委会和当地驻军负责人开会，研究组织、加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有关事项。并从上述地区抽调了六千八百多人参加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日，省革委会作出《关于组织和加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决定》。决定提出：“全省由革委会统一组成浙江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地(市)、县委都要普遍组织和加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矿、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展开一个广泛深入的、声势浩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的群众运动。”

8月22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立。一万多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誓师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陈励耘、赖可可、王子达、戴克林以及驻浙三军负责人，“省市三代会”和各地区有关负责同志。陈励耘在会上讲话。《浙江日报》23日报道称：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创举。

8月23日

杭州市革委会组织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杭州第一棉纺织厂、杭州锅炉厂、杭州链条厂和杭州标牌厂等“老大难”单位。

同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携带武器弹药和食品，由省革委会副主任赖可可、张永生为总指挥，赴浙南地区。

8月24日

杭州造纸厂“群众专政指挥部”数百人冲砸“省红暴临时指挥部”，抓走“省暴临指”及“市工暴”工作人员五十多人。

同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队，到文成县，路过玉溪地区，与“丽联总”发生武斗，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柳崇禄被打死。

8月26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丽水到温州途中，在永嘉县闹水坑与“温联总”发生武斗，队员许绍明被打死，六人受伤。

8月27日

《浙江日报》报道：全省各地四十多个县市革命群众组织集会游行，誓作赴温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强后盾，愤怒声讨“温联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及“温联总”的黑手吴俊祥、张维森和坏头头姚国麟，武装袭击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反革命罪行。

8月28日

《杭州日报》发表文章：《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温州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杭州工人阶级坚决支持，誓作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强后盾》。杭州地区造反派集会游行，愤怒声讨“温联总”中一小撮阶级敌人武装袭击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反革命罪行。《浙江日报》报道：温州青田军民热烈欢迎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心同全省革命派并肩战斗，猛烈进攻阶级敌人。《杭州日报》发表社论《有毛主席撑腰，胜利一定属于你们》，表示坚决支持赴浙南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8月

张春桥以“看画”为名，把张永生召去上海，单独接见，给他看了几十张整南京军区主要负责同志黑材料的影印件。张永生回到杭州后，在省革委会召开的一些扩大会上攻击南京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社会上出现了公开点名的传单、大字报。

8月30日

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李国厚给温州军分区打招呼，告诉他们说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采取武装解决群众组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是打砸队、武斗队。

8月31日

杭州市革委会作出关于《杭州日报》暂时停刊的决定。

9月2日

省革委会批转“省工代会”《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大专院校的请示报告》，省革委会同意“省工代会”的报告，提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应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在省革委会领导下，分期分批进入十三所大专院校。

9月3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批一千七百人三日凌晨到达温州，3日晚，温州造反派和驻军3万多人在温州人民广场召开欢迎大会。

9月6日

杭州市首批60多名师生赴宁夏自治区六盘山下插队落户。杭州市革委会负责人、杭州市工宣队、“省市红代会”，以及学校师生一万多人到车站欢送。

9月7日

由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组成的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大专院校，贯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精神。

9月7日至10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第三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沈策在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阶级敌人开展大决战”的报告。会议继续大反右倾，狠抓对敌斗争。13日，《浙江日报》发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总攻击》的社论。

9月9日

杭州市革委会发表《公告》，指责“省暴临指”、“暴动公社”矛头直指省革委会，反对省革委会关于解决温州问题的《八·五》布告，攻击诬蔑派往浙南的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根本上否定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企图颠倒新生的红色政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21日《红色风暴》刊登文章，同样指责“暴动公社”、“抗大战校”是江华的应声虫，污蔑“省联总”对他们血腥镇压，害得他们流离他乡，家破人亡；省革委会是派委会，要推倒重来等等。

9月13日

“学暴”公布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提出：“我们红暴派之所以成为红暴，是因为对浙江的第一把手江华问题上产生分歧出来的，我们支持江华，我们愿意创造条件帮助他纠正错误，与我们一起革命。”

9月14日

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汪××在市革委会召开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声势浩大的总攻击动员大会上讲话。在讲话中毫无依据地信口开河说：“解放前杭州有两个地下市委，其中有一个是由国民党特务机关搞的，全部由叛徒、特务组成的所谓共产党地下市委。自从1938年到1942年的四年多时间里，浙南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三次大的破坏，在这些大的破坏中，有几千名共产党员自首叛变。”9月18日《杭州工人》报全文转载汪××讲话。

9月15日

省革委会、省军区关于海岛群众组织和部队“三支两军”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海岛除“三代会”外其它群众组织不要到海岛去串连，不要插手岛上的文化大革命。

9月17日

17日至25日，黄岩县人武部在县里生产无人管的情况下，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把原来管生产还未解放的县、区、公社干部也邀请参加了会议。省革委会称这次会议是资本主义复辟会。11月12日，省革委会下发《对“黄岩县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大会的情况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九月中旬，黄岩旧县委一小撮走资派幕后策划，召开了所谓‘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新高潮大会’。那些没有解放的县、区、社当权派，连同一些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就是旧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的翻版，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对彻底揭开黄岩地区阶级斗争盖子，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发展大好形势，起了破坏作用”。这个会是县人武部主持召开的，因此，归罪于省军区。

9月19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赴温州路经丽水大港头时受阻，大港头被“丽联总”(属红暴派)占领，几千名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无法前进。熊应堂、南萍、赖可可、张永生等人几次到丽水研究对策。9月5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派部队用武力解决大港头。打通赴温州方向的通道，以显示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威力，也表示他们派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温州地区的决心。于是由支左干部某师副师长周××，以及张永生等人带了一个侦察排去丽水，具体指挥攻打大港头。熊应堂还擅自调动了一个营的兵力配合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丽革总”造反派对“丽联总”驻守的大港头，使用了六○炮等武器，“解放”了大港头，打死十人，打伤多人。

9月21日

省市十万军民隆重集会，“热烈欢呼首都工人阶级转送毛主席珍贵礼物——芒果大会”。大会认为“首都工人阶级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给他们的最珍贵的礼物——金色的芒果，转送给浙江工人阶级，这是给我们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送来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送来了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省市革委会和驻浙三军主要负责人，“省市三代会”代表出席了大会。

9月26日

“学暴突击营”近200人与市社会治安指挥部20人因复盖大字报，在杭州市延安路发生冲突，双方用宣传车横冲直撞，当场压死群众一名，重伤三名，轻伤多名，造成“九·二六”流血事件(事后杭州市革委会发出歪曲事实的“九·二六”严重流血事件通告)。

10月2日

早在1967年8月，在省市军管会负责人支持下，即提出，要解决富阳，首先要从龙门公社开刀，以平息红暴反革命暴乱。8月由县支左联络站负责人以及“省联总”支持的“县联总”，调集了十三个公社的造反派，分四路进攻龙门公社。长达四十五天。有十人惨遭杀害(其中大队正副书记三人)，重伤三十四人，九百多青壮年外逃，烧掉瓦房、草屋二百五十余间，纸槽屋二百多间，炸毁、烧掉水泵、电动机、变压器、打稻机等大型农具二百九十多件，烧掉草料、炭柴一百九十余万斤，口粮、种子两万余斤，以及在田里一百多亩成熟的早稻也被放火烧毁。全公社损失达十五万多元。

1968年10月2日在省市革委会个别负责人的支持、策划下，提出“捅马蜂窝”，“解决老大难”，“实现全国一片红”的口号下，由县革委会正副主任亲自带领了四百余宣传队员分乘十多辆大卡车以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强行进驻了龙门公社。随后县革委会、县军管会、县治安指挥部等全套班子，都搬到龙门公社。见人就抓，大人小孩闭门不出。在这次事件中，有六人被枪杀，重伤五十五人(其中五人终身残废)，关押了七百多人，造成生产无人管，遭到巨大损失。

10月3日

杭州市革委会《关于成立杭州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的通知》。通知指出，经市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徐树年、邱强、周凤鸣、王棣荣、季子鹄、王元海、于根才、罗文水(工人代表暂缺一名)等九同志组成杭州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小组，徐树年为组长，邱强、王棣荣、王元海为副组长。

10月5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通讯报道：《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0月7日

省第二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浙江美术学院、浙江中医学院、杭州外国语专科学校、浙江文艺学校、浙江越剧团、浙江歌舞团、浙江话剧团、浙江日报社、省教育厅、省卫生厅等22个单位。

10月9日至15日

省进驻大专院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杭州召开首届政治工作会议，张永生、沈策参加会议，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我省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

10月12日

温州地区军管会和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在市郊的“温联总”采取政治解决、强制收缴武器的办法，先后进驻了“温联总”控制的滕桥、郭溪、仰义、牛山等地，省革委会立即发去电报，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胜利。

10月13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温州地区后，为了尽快消灭“温联总”所属群众组织，熊应堂擅自调动了二十多个连队配合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六路攻打“温联总”总部所在地梧田镇，把“温联总”从市区赶到郊区，从郊区赶到瑞安、平阳，一直追击到福建，打死群众二十三人户，打伤七十多人，捆绑、关押五百多人，抄了一千六百多户农民家。受到中央军委办事组通报批评。

10月13日至31日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进一步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说，江华不能保了。11月14日，《红色风暴》发表了《江华是保不住的——打倒江华》的社论。社论指出：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出江华是保不住的。不指名批判了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李国厚继承了谭震林、江华、龙潜的反动衣钵，在浙江掀起“二月逆流”翻案邪风，死保刘少奇、江华的严重罪行。

11月15日

《浙江日报》发表编辑部《打倒江华》文章(这是浙江省党报上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江华)，文章说江华是浙江省党内死不改悔的头号走资派。紧接着，杭州、宁波、绍兴、嘉兴，金华、温州、丽水、台州等地区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点名对江华进行批判。

11月16日

“省联总”、“省暴临指”在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打倒江华大会”，有十五万军民参加。

10月17日

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温州市郊牛山、梅岙渡口、蒋桥等地，“工总司”在温州军管会，支左部队以及乐清“县联总”支持下，抓住了“温联总”头头吴骏祥、张维森。27日又抓住了“温联总”主要头头姚国麟。

11月4日

浙江省级机关斗、批、改干校开学。省革委会成立了斗、批、改干校领导小组，下属六个干校，四十二个中队，一百五十八个分队，九千四百余人。第一斗、批、改干校(党群系统)成立于1968年11月4日，结束于1970年1月10日。1969年年底干校学员分别去省五·七干校、工厂、丽水插队落户。

11月初

南京军区党委在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在张春桥主持下召开的常委会议上，听取浙江有关负责人汇报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熊应堂、张文和(二十军)、铁瑛、黄光裕、齐安昌(舟嵊)、万振西、罗晴涛(省军区)作了汇报，会上意见分歧很大。会后张春桥单独接见了熊应堂。

11月8日至12月21日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在杭召开。大会于12月21日闭幕，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批判“二月逆流”，说省军区是“二月逆流”在浙江的总根子。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决议》和《关于揭发批判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反对“三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的决议》。李国厚被软禁批斗达三十多天。

11月14日

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撤回大部分赴浙南的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通知。

11月21日

经中央批准，成立省革委会九大代表工作小组，由陈励耘、熊应堂、沈策、蒋宝娣、贺修贤、李纯、王金友、徐树年等人组成。陈励耘任组长。沈策任副组长。

11月22日

杭州市级机关一千多干部去钱塘江畔乔司农场劳动(知青点，原劳改农场)。不久，正式成立了杭州市“五·七”干校。

11月23日

省市十万军民在杭州市少年宫广场召开“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大会”。

12月5日

赴浙南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返回杭州。省市十万军民夹道欢迎。

12月17日

“浙南联总”(红暴派)逃往泰顺一带。温州地区、市革委会负责人认为解决泰顺是关系到全省、全地区的大事，是浙南地区的焦点。提出口号：“打到泰顺去，解放全浙南，实现全省一片红”。17日纠集平阳、温州、瑞安等七县一市将近两千名武装和后勤人员，调动了八十多辆汽车和大批轻重武器，到泰顺打了十天十夜，打死三十多人，打伤两百多人，损失达五十余万元。事后，在平阳、瑞安、文成等地设立关卡，切断所有交通运输，不准给泰顺运粮食、药品、食盐、化肥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农用物资，甚至连粮票、布票也卡住不发。指使财政部门，调走周转资金，封闭金库。全县21个粮站，19个断粮关门，120多个商业部门，90％以上关门停业，公社医院，由于没有药品，几乎全部关门停诊。福建省商业厅特地下达文件，要福州、厦门、福安等商业部门做好工作，准备物资支持泰顺。温州地区负责人得此消息，即向福建省委发电报，要福建不要插手。经济封锁达11个月。

12月22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通讯报道，《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

12月23日

省革委会关于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传达和文件处理的通知。通知规定，揭发和批判阮贤榜、李国厚反“三红”、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的决议向广大革命群众传达，南萍在大会上总结，可在县革委会扩大会上传达。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68年，由于两派武斗使交通中断，工厂停产，国民经济继续下降。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3．39亿元，比上年下降2．4％，其中农业产值33．12亿元，增长1．3％；工业产值40．27亿元，下降5．3％，其中轻工业下降4．6％，重工业下降6．9％；钢、生铁、钢材、合成氨、化肥等产品产量下降幅度都在30％以上；棉布、棉纱、白厂丝和其它轻工业产品也都下降。

1969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3日

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向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彻底砸烂所谓“国内特情”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浙江的旧公安机关，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下，忠实地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十七年来，他们以什么“特务侦察特务”、“以毒攻毒”等反动的手段，公开对抗毛主席依靠群众专政的革命路线，在全省范围内，大建所谓“特情”队伍。……另外，各县市还建有大批“刑侦特情和什么特务联络据点以及进行特务活动的商业据点。他们把这批牛鬼蛇神豢养起来，逃避人民法网，纵使他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1月9日，省革委会以〔69〕8号文件批转各地县贯彻执行。

1月4日——6日

“临海工农兵联指”、“临海大石总司”和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临海县警卫营在大石区发生武斗。6日，省革委会就“临海大石总司”武斗事件发出电报指示：“进驻台、临地区的省革委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石总司在极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围攻、殴打革委会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卫营战士，打伤多人，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制造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打人凶手，应迅速追查，严肃处理。”

1月6日

省市革委会直接为“省暴临指”常委、工作人员和“红暴”基层勤务组头头，举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后，部分“红暴”头头参加了“省联总”组织，或站到“省联总”一边。

1月8日至29日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针对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出现的种种情况，中央专门召开了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即“一月会议”)。会议于1月8日在北京召开，1月29日结束，历时22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领导12人(文革碰头会)出席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南京军区负责人许世友、杜平、钱钧；浙江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副主任陈励耘、熊应堂；浙江省军区领导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和南京军区派到浙江省军区、二十军调查组组长陈德先共十人。1月8日，毛泽东主席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会议。确定会议的方针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并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二十军、空五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还说：“省军区检讨我看过，二十军、空五军的检讨，我怎么没有看到?”。但张春桥、姚文元都一一进行歪曲性的解释。会议先由军委办事组主持，然后再由文革碰头会主持，省军区同志提出的主要问题是；1968年11月8日至12月21日召开的浙江省革委会党员代表会议在会上强迫李国厚承认他是“二月逆流”在浙江的黑后台对不对？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调动部队支持造反派攻打温州、诸暨、萧山等地对不对? 以及浙江省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以及康生、谢富治等人利用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操纵会议，偏袒他们，如黄永胜、吴法宪三次找南、陈、熊密谈。一再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在会上不好讲……，我们的插话是有意义的”，“你们要团结一致，不要被他们各个击破”。“你们代司令、代政委大权不能旁落。”他们竭力诽谤、诬陷南京军区。并给浙江省军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揭露和批判南、陈、熊大搞“倒许乱军”活动，支一派压一派，武装镇压群众等诬蔑为“搞多中心”、“搞独立王国”、“另搞一个系统，一个政权”。康生等人对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陈德先等同志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给他们加上了搞“夺权、翻案、复辟、分裂军队”的罪名，说阮、李、罗三同志“不承认两个改组”(指改组省军区、军管会)，不承认代司令、代政委，“实际上就是夺了中央的权”，“是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会议后，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同志留在北京检查，8月份到南京军区五·七干校劳动。陈德先也同时留在北京检讨。南、陈、熊搞了一个“一月会议”传达提纲，从军队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根本不传达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而是按照康生、江青和黄、吴、李、邱旨意进行传达贯彻。并且操纵浙江省军区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以及在后来召开的浙江省第五届党代会，对阮、李、罗、陈等同志搞所谓“定铁案”，作决议，下文件。同时，南萍、熊应堂为了便于控制省军区，利用贯彻“一月会议”精神，在内部成立了取代党委领导的所谓“党委办公室”、“学习办公室”、“考干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凌架于党委之上和司政后机关之上，作为南、熊的参谋部，实行单线领导，控制整个省军区部队，使部队机关内部人人自危，互相戒备，上下关系紧张。

南萍、熊应堂在花港招待所把省军区副处长以上干部集中一个月，以传达“一月会议”精神为名，要他们揭发、交待阮、李、罗的问题，花港会议后，又把省军区部队、机关团以上干部集中在华北招待所大揭发、大批判十天左右。接着，从地方到军队，层层揭、批阮、李、罗，从机关到人武部，揪阮、李、罗代理人。

1月19日

方剑文等人拒绝1月6日为他们举办的学习班，北上告状，19日回杭，红暴派为他们召开了欢迎大会，方剑文在会上说：革委会成立后，浙江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乱军黑风在继续。

1月20日

温州地区“泰顺五一总司”与“泰顺八五联总”在云和县东坑公社发生武斗，造成大规模流血惨案。1月21日省革委会给“泰顺五一总司”发出《紧急电报》，指责“泰顺五一总司”破坏执行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要他们交出幕后策划者和杀人凶手等

1月15日

浙江省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省体育馆召开，到会代表4500余名。省革委会和驻浙三军代表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华银凤、张永生、沈策、孟昭玉以及“省联总”、“省工代会”、“红代会”和“省机总”的代表出席开幕式，张永生代表省革委会讲话。24日闭幕，省贫代会负责人莫显耀作了总结报告。会议期间召开斗争江华大会，批判“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讨论和通过了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决议，协商产生了省贫代会的领导机构。1月21日，《杭州日报》报道：《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同仇敌忾怒斗江华》，狠批修正主义路线，肃清“二月逆流”流毒。同时还刊登文章：《批臭谭震林之流大搞独立王国的谬论》

1月27日

省革委会发出〔69〕29号通告，指出：“任何群众组织或个人，一律不得外出串连，不得插手和干涉别地区、别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月28日

省革委会在杭州铁路分局召开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现场会议。沈策在会上讲话，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等八个单位作了经验介绍。

2月4日

《浙江日报》发表《清理阶级队伍必须抓紧》的社论。社论指出：“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要把这项工作当作重点来抓”，“阶级阵线清楚的单位，要在斗批改中把整党工作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来，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整党工作”，整党要“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21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指出：“党组织内混进了一批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要在整党中“开展革命大批判”，“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肃清在各方面的流毒，清除影响”。

2月5日

设在杭州延安路上的“杭州工农兵请宝处”正式开放。该处陈列着无数从各地“敬请”来的毛泽东主席伟人章、座像、立像、雕像等，供人参观和敬请(“敬请”即购买，因当时忌讳，故曰“敬请”。)

2月8日

“红暴派”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3千多支，子弹5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红暴派”组织。

2月16日至21日

“红暴派”头头方剑文、邵素贞等人在舟山召开浙南、浙东、浙西、舟山等地、县“浙江省红暴派联合大会”。20日，成立了“浙江省红暴派联合指挥部”。会后，发布了《浙江省红暴派大联合公报》和关于《对目前形势的声明》。

2月25日至3月6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纪要》指出，各级革委会要“加快斗、批、改步伐”，“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革命大批判要贯彻在斗、批、改群众运动的始终”。

3月4日至10日

舟山地区“舟总指”(红暴派)与“舟联总”(省联总派)发生武斗。打死37人，打伤300多人，28000余人被赶出舟山群岛，造成舟山地区许多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交通中断、企事业瘫痪，国家和集体经济损失约一亿元之巨。

南萍于3月11日以省革委会名义给“舟总指”发了明码“紧急电报指示”，电报指出：“今年二月以来，舟山地区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操纵‘舟总指’中少数坏头头，欺骗蒙蔽不明真象的群众，不断制造严重的政治事件。最近以来，他们置省革委会的多次指示于不顾，变本加厉，有组织、有计划地向‘舟联总’及其下属组织发起全面的武装进攻，极其残酷的镇压‘舟联总’的广大革命群众，杀伤人民解放军多名，妄图用武力解决舟山问题，以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罪恶目的。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系列战斗号令，严重地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电报还指出：“省革委会再次责令你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保证‘舟联总’及其下属组织所有人员的生命财产的绝对安全”。

同日

“省联总”发表《关于舟山地区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指出“舟联总”是“省联总”所属组织，有人妄图以武力吃掉以“舟联总”为代表的舟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反革命复辟，这是绝对办不到的。“省联总”和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将一如既往，支持以“舟联总”为代表的舟山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做“舟联总”的坚强后盾。“省联总”所属造反组织纷纷来信、来电，支持“省联总”对“舟联总”的声明，表示誓做“舟联总”的后盾。13日“省联总”《红色风暴》编辑部发表《打倒舟山土皇帝》的文章。

3月31日

乐清县革委会成立后，在支左的某些人的挑动下，出现了分裂。把不听他们话的群众代表戴上分裂、复辟、夺权的帽子，制定了“先吃虹桥，各个击破”的方针，在3月31日出动了一千多武装人员，攻打另一派群众，造成流血惨案。

4月2日

余姚县“联总”八百多人员撤离长期在四明山的避难生活。

早在1967年3月9日余姚县革委会就成立了。陈励耘、南萍等人认为“县联总”是省军区、县人武部支持的，是以县级机关干部“延安兵团”为基础的老保组织，不予承认，派出支左干部成立了由他们支持、承认的“余姚县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县联委”)，不断冲击县革委会、人武部，公开抓人、打人，县中队有干部战士70多人，“县联总”有500多人被打伤，县人武部干事彭汝高惨遭杀害。8月初，省军管会三次派军分区司令来余姚军管，被群众顶了回去。9月中旬，第四次来余姚军管时，调动了七个连队驻进余姚，在这样的情况下，县人武部和县革委会负责人以及“县联总”头头开会研究对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抵制对余姚县实行军管，反对陈励耘、南萍等人的枪炮路线，决定从9月20日开始，“县联总”带领担任警戒，维护治安的武卫队撤离县城，县革委会、人武部周平(部长)等负责人带了近万名家属、小孩离开家乡，至22日全部人员撤离县城，让军管会进城。省、县军管会给县革委会、人武部加上了“上山为匪，搞武装割据”等罪名。南萍、陈励耘等人又以“余姚县联总”阻塞交通为借口，截断了对四明山区的粮食、日用品的供应，采取经济封锁达两年之久。

1969年“九大”召开后，南萍、陈励耘为了尽快解决四明山的问题，首先采取把周平抓到(周平解放前在四明山一带打游击，熟悉地理环境，群众基础好)，交给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审讯，然后指示县人武部负责人配合二十军一个炮团进入四明山地区找“县联总”的头头做工作，宣传中央文件，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群众信赖中央，信任人武部，数千人由头头带领下山，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

4月6日

《浙江日报》报道，三年来毛主席著作在浙江省发行了一亿多册。其中印刷《毛泽东选集》321万部，《毛泽东选集》精装袖珍本51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521万册，《毛主席语录》3459万册，“老三篇”、“老五篇”2427万册，以及大量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汇编本和《毛主席诗词》。此外，还印刷毛主席标准像599万张，毛主席摄影像3672万张，毛主席语录片(张贴语录)1706万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729万张。

4月

在“九大”召开期间，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调动部队配合十多个县全副武装的两千多造反派攻打玉环县，提出“解放玉环，实现全省一片红，向九大献礼”的口号。另一派群众组织被迫从海上撤退，他们动用部队，派了两艘登陆艇追击，当接近撤退船只几十米时，船上群众用白衬衣发出信号，列队表示放下武器的时候，他们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十七人，打伤二十一人。剩下的人逃到福建省，被当地政府收容并报告了中央。

5月9日至31日

省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开幕，大会听取了新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南萍、莫显耀，后补中央委员陈励耘、蒋宝娣以及九大代表熊应堂、赖可可、沈策、戴克林、华银凤等人的传达报告。大会作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决议。

5月19日

中央电示：中央同意东海舰队副参谋长谢正浩任省革委会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5月

张永生由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建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5月24日

杭州市革委会作出关于“红暴派”代表充实市革委会向省革委会的报告。报告指出：“红暴派”代表增加到十二名(现有一名，尚缺十一名)，其中常委三名。市革委会委员名额扩大到一百零四名，常委名额扩大为二十三名。经“省暴临时指挥部”推荐，市革委会常委研究，先充实九名，其中俞光荣、傅士文为市革委会常委……。

5月26日

省市革委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大会”。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南萍、王子达、张永生、汪石川、徐树年出席了大会，驻浙三军负责人戴克林、万振西、沈云章、梁哲、宿士俊及省市“三代会”、“省联总”、“省暴临指”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大会。大会祝贺“红暴派”代表充实省市二级的革委会和“三代会”。同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省市革委会和“三代会”充实了红暴派代表，浙江两大派团结气氛浓，全省形势大好，革命生产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报道引起了红暴派的强烈不满，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实际上仍然在受压、挨批，根本谈不上革命大联合。省市革委会召开的“红暴派”充实省市革委会和“三代会”大会，是“假充实，真分裂”。于是，6月2日至4日组织了第一批150多人北上告状。4日，方剑文向杭州发回电报，传播胜利消息，并要求继续组织人员赴京。6日省红暴临时指挥部赴京代表汇报团由杭州地区工、农、学、机关等四大方面的红暴派，十大系统的红暴会所属组织及各地、县选派代表团组成。以方剑文为首，成立了临时领导核心小组。并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几天后，向中央提出一份《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的报告。6月12日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到北京新华总社静坐达一昼夜之久，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6月20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军宣队(一个连队)给“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并动员他们返回浙江。25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过中央批示的通知。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三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7月11日北京卫戍区军宣队向方剑文为首的“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宣读了北京卫戍区经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通知指出：“自6月26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但你们没有这样做。……为此，我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7月12日，北京卫戍区派出军宣队将“红暴派赴京代表汇报团”人员共二百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7月1日

南京军区党代会开幕。在会议期间，浙江省军区代表团企图大闹党代会，并在第三期简报点了龙潜、张秀龙、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的名，并在简报上提出要阮、李、罗到会接受批判。大会秘书处和浙江代表团协商，传达军区负责人不同意在简报上点名，更不同意要阮、李、罗到会接受批判的意见。双方坚持己见，南京军区党委只好请示中央军委办事组，在此期间，浙江省军区代表团擅自出了简报，使大会出现了僵局。黄永胜给南萍打了电话，告诉南萍：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他们既然没有出席会议就算了，你们要适可而止。南萍他们才算罢休，致使大会延长了一星期。

7月28日

省市五万余人召开“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大会”。揭露和批判了以方剑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反对“三红”)。“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发表了彻底批判方剑文及其反动思潮的紧急动员令。《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潮》。

7月31日

在杭州饭店召开三军团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萍、熊应堂、谢正浩、白宗善、田作成、张文和、万振西等十九人分别代表省军区、二十军、东海舰队航空兵、空五军。会后搞了一个《关于加强驻浙部队陆、海、空三军革命团结座谈纪要》。

8月4日

中央同意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以肃清其错误影响。省革委会决定，把“红暴会”的主要头头都集中起来，举办“省革委会第四期学习班”，批判方剑文，揭发南京军区插手浙江文化大革命。同时在全省开始层层召开批判会，批判“多中心论”，进一步把“红暴派”势力压下去。

8月7日

《杭州日报》从7日开始开辟专栏“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方剑文。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通过“关于撤销方剑文省暴临时指挥部常委职务的决定”。11日省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批判方剑文。会议由省革委会负责人主持，方剑文到会接受批判。12日《杭州日报》刊登《江华的幽灵，奴才的实践》的文章。批判方剑文反对“三红”的谬论。省市革委会召开二十余万军民参加的“彻底揭发批判方剑文错误罪行大会”。南萍、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王子达、张永生以及驻军白宗善、戴克林等出席大会。8月20日，省市“三代会”、“省联总”、“省暴临指”在杭州少年宫联合召开“彻底揭发批判方剑文错误罪行大会”，有十余万军民参加。方剑文到会听取揭发批判。省市驻军负责人出席会议。

8月9日

胡敏来杭州挑选军队服务员(实际上为林立果选美女)。

8月14日

“省联总”向革委会递交了省联总“关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的报告”。14日省革委会发出(69)136号文件，同意“省联总”8月14日“关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的报告”。23日“省联总”召开“省联总总部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大会”。省市二十万军民参加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谢正浩、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孟昭玉、沈策以及驻浙三军、“省联总”、省“三代会”负责人出席大会。南萍在大会上讲了话，孟昭玉代表省革委会宣读《省革委会对“省联总”总部完成历史使命的批示》。张永生代表“省联总”宣读了“省联总”《告全省人民书》。24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群众运动万岁！》，热烈庆祝浙江省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光荣完成历史使命。

9月2日

省、市军民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广场集会，庆祝“省、市机总”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省、市革委会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出席大会。经杭州市委负责人王子达批准把生癌病的原杭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平夷揪到会上，听取省市造反派最后批斗。

9月3日

“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召开了“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大会”。省市十万人参加了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王子达，以及驻浙三军和省市“三代会”代表出席大会。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驻浙三军代表熊应堂，省市“三代会”代表郭志松在大会上讲话。“省暴临指”发表了“关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的公告”。

9月30日

《浙江日报》发布省革委会的决定——《浙江日报》为省革委会的机关报。

11月1日至10日

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省体育馆开幕，近五千名代表参加了大会。省革委会负责人和驻浙三军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省革委会主任南萍致开幕词，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建人讲了话。

11月16日

省革委会《关于充实杭州市革委会成员的批复》。汪石川为杭州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周峰为副主任、市核心小组成员、生产指挥组组长，贺贤春为副主任，于永勋为革委会常委、市核心小组成员、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免去邱国兴市革委会常委、核心小组成员、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职务。

11月

省革委会“关于浙江省公安厅勾结美帝、蒋帮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情况报告”提出：“浙江省公安厅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反革命机构，其领导干部是一个埋藏在公安专政机关的反革命集团。(在公安系统推行三不依靠；不依靠旧公安人员，不依靠旧技术，不依靠旧方法。对原公安人员实行了大换班、大批斗。全省480个派出所被砍掉286个，252个人民法庭全部砍掉，14个劳改单位砍掉11个，大放服刑罪犯、劳教分子、刑满留场人员，说公安机关的特情是反革命地下军，浙江是特情专政，以革委会名义公布了全部“特情”名单和档案，交群众批斗。)

12月22日至30日

浙江省军区召开第六届党代会，产生了省军区新的党委会，熊应堂任第一书记、南萍任第二书记，戴克林、万振西、刘亨云任常委。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69年由于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初步改变了工厂停工状况。国民经济有所回升。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8·71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农业产值为34·65亿元，增长4·6％。工业产值为52·06亿元，增长29·2％，其中，轻工业增长19·6％，重工业增长53·6％。主要产品产量：钢增长47％，生铁增长86％，钢材增长56％，原煤增长20．3％水泥增长46·7％，粮食达到204·6亿斤，比上年增长8·3％；棉花146·3万担，比上年下降18·4％，油菜籽增长7·5％。完成全民基建投资2·66亿元，比上年增长70·5％，其中生产性建设2·34亿元，占总投资的88％。

1970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刊登，省革委会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和省革委会给全省人民的一封信，提出1970年的工作要点应以突出政治，掀起更大规模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新高潮，进一步深入进行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工业上力争近几年扭转北煤南运，实现煤炭自给。

1月27日

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提出1970年国民经济纲要，强调要建立一个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并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计划要求生产粮食205至210亿斤，棉花165万担，钢16万吨，汽车300辆。

2月10日

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根据1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2月5日，《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全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运动要求同当前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象“一月风暴”那样的革命大批判高潮，在彻底批判刘少奇及其在浙江代理人江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深入批判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击反革命活动，在当时是捕风捉影乱上纲，造成反革命成群。把133名厅局级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占当时这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全省干部立案审查的达67900人，其中定性判刑的2200人。这个运动深入到基层，更是搞了许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因露天广场开大会，随手拿张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纸垫屁股，也被打成“反革命”。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当时采用推算累计的办法。如某人今天查出偷税一元，那么一年就是365元，五年就是1000多元。山区有的农民老太太挖点药材卖，也被作为资本主义批判。有的人养的鸡、鸭吃了集体稻田的粮食，就说是通过鸡、鸭进行贪污盗窃。“一打三反”中定性处理的案件，现经复查大部分是冤假错案)。

2月初

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总结时，专门讲了浙江的特情问题，批评浙江是“特情专政”的错误说法，并说这件事中央是知道的，汪东兴同志可以证明。严肃批评了浙江公、检、法主要负责人，指出王芳、吕剑光不是坏人，毛主席在浙江时保卫工作做得很好，没有出什么问题。(浙江在传达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精神时，把周恩来的这段话删掉，继续大批“叛徒”刘少奇及其“死党”彭真、罗瑞卿和浙江代理人江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批江华、王芳资敌、养敌、通敌的错误。)

2月21日至26日

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讨论如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战备的观点观察农业生产；在农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大打人民战争。会议提出：拼死拼活大干一场，力争三、五年内粮食平均亩产超千斤。2月25日，又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克服右倾，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带动各项工作。

2月

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张春桥(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召集舟嵊要塞政委铁瑛以及南萍、熊应堂，商量解决舟山问题。张春桥在会上指责要塞区，并说舟山问题不能再拖了，拖下去性质要起变化。南京军区、省革委会分别向中央写了报告。3月15日中央作了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南萍、陈励耘以“拖”的方针对抗。陈励耘说：“舟山不是舟山的问题，是军队的问题，解决舟山问题条件不成熟，不要变成第二个徐州，不要背包袱”。4月份毛主席曾当面批评南萍，要南萍和熊应堂亲自去舟山做工作。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在舟山的一个电报上批示：“近情如何望告!”南萍和陈励耘向周恩来总理写信：“根据舟山情况，省革委会解决舟山问题是力所不及的”。南萍对待舟山问题上，采取久拖不决的方针，妄图抓住舟山问题，要挟中央，整南京军区。在财物供应上，借口无渠道供应，架空舟山军管会，给舟山财政、金融、物资供应带来了很大困难和损失。对舟山军管会批准的基层革委会和基层大联合不承认，挖他们墙脚，对舟山的报道进行刁难，肆意歪曲、删改和压低，妄图从舆论上孤立他们。还通过派工作组、慰问团，以合法身份，收集整理舟山的黑材料，采取拉拢舟山××部队，挑拨舟山驻军的团结，孤立舟嵊要塞区。对群众组织，坚持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政策。70年3月初，舟山两派发生武斗，南萍以省革委会名义，3月11日采取发明码电报的恶劣手法，发出了名为制止武斗实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3·11电报’，接着又向中央作了歪曲事实真象的报告，被吴法宪、李作鹏利用，他们对舟嵊要塞区在京学习班的领导同志横加指责，扣上了“五个对抗”，“三个不灵”的帽子，使另一派群众同舟山军管会更加对抗的局面。

4月14日至22日

省革委会召开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拟定1970年工作要点：抓紧革命大批判，坚持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使斗、批、改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进一步贯彻中央把打击反革命和反对贪污、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突出以打击现行反革命为重点，做到检举揭发不停，坦白交待不停，内查外调不停，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努力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努力发展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农药、小水泥、小机械，抓住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农业机械的重要项目。此外，还要求搞好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整顿领导班子等工作。

5月7日

南京部队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5月11日

省革委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目前有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过死的限制农民的副食品生产，少数社队不顾实际情况仍在合并生产队，这些做法，影响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必须正确区分社员家庭副业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要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要严格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有关规定，对社员的家庭副业，应该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不要乱加干涉。我省人民公社的生产规模，大部分是适当的，不要再作变动。一些地方生产队规模过小，应根据《二十三条》有关规定，根据大多数群众的自愿进行适当调整，但是要放在秋收以后进行。

5月

省军区领导班子作了变动，夏琦(副政委)、候建新(参谋长)、尚安平(主任)到职。刘昂(副司令)8月到职。钟贤文(副司令)，杨吉林(副政委)12月到职。

5月18日

南萍在上海时，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请南萍吃饭，参加的还有广州空军政治部主任查××等，王维国向查介绍说：“我们都是一个观点的，是一家人。”南萍说：“是一家人，希望多帮助。”

5月21日

《浙江日报》刊登了《伟大的领袖，革命的舵手》文章。文章中提出，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要“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接班人地位，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

6月1日

林彪在家里接见陈励耘等人，当叶群介绍他们对林彪感情非常深时，林彪说：“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叶群还说：“林立果把你们那里当成第二家乡”，陈说：“这是我们的光荣，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建设成为可靠的第二家乡，成为可靠的基地”。

6月3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文章，介绍桐庐县南堡大队战胜特大洪灾的事迹。《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即多次发表向南堡大队学习的文章，提出远学大寨，近学南堡的口号。6月4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学习南堡大队的通知》，通知指出，推广南堡经验，是一场严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学习南堡，一定要加强战备，搞好斗、批、改，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南堡精神学到手，还要反复学习，反复宣传，反复斗争。全省掀起了学南堡的群众运动。

6月

“704工程”(为林彪修建行宫，即现在的浙江宾馆)正式动工建造。陈励耘和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审查图纸，模型，亲自勘察定点，批款三千四百万(浙江省当时三千四百万人口)，以南、陈、熊的名义，向林彪写了报告。交待有关部门保证人力、物力。争取71年国庆节使用。71年3、4月南、熊两次开会要工程在十月底前一定要完工。704工程有三防设备，地上地下各有二百平方米的作战指挥室，还有坑道，直升飞机场，并计划在周围山上和大门两侧建作战暗堡。还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各建造一幢别墅。为了建立图书室向杭州市要走图书45000余册，文物、古字画300余件，古砚等文物249件，拿走登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重庆谈判时期和赫尔利、蒋介石合影的《联合画报》和周恩来总理在抗战时期经过绍兴时的题词和照片。还指名收集希特勒《我的奋斗》、《墨索里尼传》，《拿破仑外传》、《拿破仑本纪》等。杭州市调动淳安民工750名，市政工人园林工人360多名，价值30000多元的名贵树木，粮食100多万斤，食油30000多斤，烟煤1100多吨，空心砖100000多吨，元钉37000多斤，镀锌铁丝40000多公片，胶铝线2200多公尺，灯炮20000多只，加工制造无声电动机113台，低压锅炉八台，拆迁附近居民28户，完工前林彪自我爆炸，实际用去3100万元。

8月11日

黄永胜随周恩来总理陪外宾来杭州，深夜找陈励耘到住处谈话，黄永胜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嘛！”南萍认为“这是对我们不交底的交底。”8月16日，江腾蛟派徐×(空军三师副政委)从北京来杭，要陈励耘在二中全会上要坚持天才观点和设国家主席，说：“天才的问题，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是林副主席最早发现的，也是最早提出的，现在有人要反对伟大的天才，只有伟大的人才能发现得了，所以，林副主席也是伟大的天才。设国家主席问题我和刘锦平、王飞商量过，在讨论宪法时要明确和坚持，宪法上还要写上有国家主席，谁来当国家主席？毛主席早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那只有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这两个问题不光是我的看法，同林立果商量过，也是他的意思。”又说：“和省里通通气，同南萍商量商量。”陈励耘说：“我同南萍讲一讲，他会同意的。”事后，陈、南在警卫处二所专门讨论了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

8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江山县勤俭大队党支部《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的文章，并发表了题为《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短评。短评指示，勤俭大队响应毛主席关于“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号召，从1964年开始学习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他们所谓经验就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哲学的主课，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斗天、斗地、斗敌、斗私。

8月18日

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向江山县勤俭大队学习，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的通知》。(江山勤俭大队是康生、曹轶欧抓的农民学哲学的点。)

8月24日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23日林彪做报告，会后南萍、陈励耘立即核对笔记，叫秘书进行复写。南萍说：“这个报告是有所指的，有针对性的。”当晚，吴法宪打电话找陈励耘交底。24日晚，南萍、陈励耘在一起商量，陈励耘说：“国家总要个主席，设总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说：“设比不设好，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来当嘛。”25日，陈励耘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指华北组的简报)。”南萍说：“看来华北组斗争很激烈，陈伯达说这个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陈励耘说：“那当然，我们平时说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关键时刻不行啦!在这个问题上(指设国家主席)浙江小组要统一。”南萍说：“是啊，国家主席还是设的好，设了更放心了。”当天在华东组会议上陈励耘发言，南萍也在会上说：“陈励耘谈的设国家主席的理由和浙江群众的意见，是代表浙江小组的，是代表着浙江人民的愿望的。”

8月30日

省革委会为了支持夺煤大会战，决定修建杭州——湖州铁路并成立“杭湖铁路工程指挥部”，要求力争在1971年“七·一”前通车。

9月9日

南萍违反中央规定，把私自带回复写的林彪8月23日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以上党委常委会上全文传达。9月11日，南萍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报告：“听了林副主席8月23日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备，表示热烈拥护，决心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还印发了林立果讲用报告。9月17日，南萍又在省革委会召开的各地区、县和驻杭部队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传达林彪8月23日讲话。10月28日，在地区负责人会议讨论省党代会工作报告第五稿时，南萍又拿出林彪讲话，念了几段说：“林副主席讲得很深刻，工作报告能用上的都要用上。”1971年3月16日，南萍在省委第二次全会(扩大会)的召集人会议上，再次作了传达。

9月15日

《浙江日报》刊登《坚决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伟大号召，以勤俭大队为榜样掀起学哲学新高潮》，报道了省革委会在江山县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现场会，大破“哲学神秘论”、学哲学“无关紧要论”，有力促进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还发表《大学大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社论。

9月

批陈整风后，嘉兴军分区一位副政委揭露南萍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的错误，在其分区所属人武部影响比较大，南萍怕引起共鸣，在杭州饭店五楼召开七个军分区负责人会议，要到会者注意社会动向，防止反复，要加强团结。9月中旬，熊应堂召集嘉兴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同志开会整了这位同志，还开分区党委扩大会，着重解决这个问题。10月3日，南萍从上海经过嘉兴时又指示军分区要解决好，不然把各县搞乱了，要影响地区机关。南萍还召开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座谈会，要大家注意浙江反复多，要注意，并暗示嘉兴军分区出现的问题。

10月20日

杭州市革委会批转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关于光荣完成历史使命的总结报告》(据统计，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建立以来到撤销止，先后被关押扣审的有7000多人，其中属于举办流氓、阿飞、扒偷、贩卖票证学习班，人数300多人。这些人员中部分是外地流窜犯、劳改犯等犯罪分子，而绝大多数是违反市场管理，有的调换毛主席纪念像章，有的骑车带人等。此外，大都是抓了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其采用的主要刑罚是：(1)站，被抓人员在治安组登记口罚站；(2)跪，如果态度硬一点，则在治安组登记后，到原中苏友谊馆楼上大厅里罚跪；(3)打，对敢顶嘴的采取拳打，或用竹片、铅片打；(4)甩，有的则在大厅台上甩；(5)用枪威胁；(6)用汽车电瓶麻手。

10月10日

10月初，南京军区副政委王六生到舟嵊要塞检查工作，10日在排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南萍10月25日以省党的核心小组名义向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作关于当前舟山局势的书面报告。报告指出，10月10日以来，舟山局势急剧恶化。20日晚，省党的核心小组确定，由南萍先用电话向中央办公厅汇报，然后再用书面报告。报告分四个部分：

一、军队同群众更加对立，抓人、打人、冲砸群众组织的事件日益增多。二、继续用强制的办法搞“大联合”。“舟联总”群众纷纷外逃，先后逃杭州1000多人。三、10月17日，不同群众商量，不顾省革委会多次建议，地区军管会突然作出“各县学员统统回县办学习班”的决定，使地、县学习班处于解散状态。四、岱山县军管会10月19日没有按省的意见，即派出没有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筹建委员会汇报团，要省按照他们预定的方案批准建立。以上情况出现，并常偶然，这同南京军区副政委王六生在舟山多次讲话是有很大关系的。如10月10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是教育部队正确对待群众，而是支持军队抓人。说什么“还有打解放军的，好人还打解放军?今后谁打解放军就把他围住，抓起来。如果是好人，要叫他交出后台，否则就不放，……反军的人，决没有好下场”。舟山问题不是孤立的，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给全省带来干扰。处理舟山问题确实有困难，亟待中央听取一次我们的具体汇报。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0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比较平稳。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96．92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农业产值36．42亿元，增长5．1％，工业产值60．5亿元，增长16．2％，其中轻工业增长9．2％，重工业增长30％，粮食达到219．31亿斤，增长7．1％，钢产量为8．01万吨，增长178．7％，水泥70．75万吨，增长23．5％，化肥69．96万吨，增长17．4％。

1971年

1月13日

《浙江日报》刊登了1月12日建德、绍兴、义乌、德清四个县，关于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联合倡仪。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一定要把路线搞对头》。提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是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要抓的头等重要的大事。路线问题是决定一切的问题。路线对了，就有了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浙江日报》发表四县的倡仪和评论员文章以后，在全省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全省各地立即响应建德、绍兴、义乌、德清四个县的联合倡仪。

1月14日

《杭州日报》报道，市委常委学习讨论建德、绍兴、义乌、德清四县的联合倡仪和《浙江日报》《一定要把路线搞对头》的评论员文章。并发出通知要求“奋发三年把杭州地区建成大寨式地区”。该报同时发表《关键在于领导执行正确路线》的社论。

1月20日至28日

浙江省第五次党代表会在杭州召开。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南萍代表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题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引用新党章的原文时，加上了毛主席几次圈掉的“三个副词”，继续吹捧林彪是“学习、宣传、贯彻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在会议期间，南萍等人为了诬陷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军区政委龙潜，采取拉拢，封官许愿的手段，安排××(7月12日被任命为政工组副组长、省人事局领导小组副组长)在会上揭发江华、龙潜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搞特务活动。搞“特情专政”的发言。南萍在他作的工作报告中也加上这方面的内容，以此来掩饰他们过去长期的诬陷。大会选举出67名委员和22名候补委员，组成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省委常委：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周建人、王子达、沈策、戴克林、朱全林、孟昭玉、蒋宝娣。省委第一书记南萍，省委书记陈励耘、熊应堂，省委副书记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省委五届第一次全会作出了《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决议》。2月3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

1月26日

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派他妻子和秘书来杭州给南萍、陈励耘、熊应堂送礼，临行前王维国说：“这次去杭州，不要光看成是送一点东西，要看到我们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同空五军、二十军的关系。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同五军、二十军的团结很重要，只要我们三个军团结好了，就可以控制整个华东地区的形势”。

2月

林彪给陈励耘送来了两只熊掌，陈励耘召集骨干举行“熊掌宴”，要大家坚定不移地跟林副主席走，压力再大不妥协，风吹浪打不回头。陈励耘给林彪送了野鸡等，林彪要儿子林立果给陈打电话：“陈政委这个时候送来这些东西，是很可贵的。你斗争策略、斗争艺术很高，水平和才华远远超过一个军政委，这样优秀的领导干部，在全国也是不可多得。”“在全国各省，陆军和空五军团结这么好的，恐怕就算浙江了，在全国很难找到象空五军和二十军团结关系这样好的，还要继续做好二十军的工作。”陈励耘表示，他在重大问题上和南萍的观点是一致的。林家父子又给陈励耘送来芒果、灵芝、熏鱼、桔子、花生和贵重药品，以及指北针、录音机等。陈励耘把芒果等分别送给南萍、熊应堂，以加深对林家父子的感情，并说：“要加深再加深，要象挖井一样，越挖越深。”熊应堂说：“芒果是幸福果，教育全家忠于林副主席，要紧跟林副主席干革命。”

2月17日

南萍在北京参加计划会议时，给江腾蛟(军委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原南京空军政委，林彪死党)打电话要见他，第二天，江派车把南萍接到家里。江说：“你们浙江形势很好，我也很高兴。”南萍说：“也有你一份功劳。你过去不是经常给我指点吗。”江还说：“二十军、空五军要搞好团结，省军区也是你们管的，这样就更好统一了。”南萍向江腾蛟表示：要和江政委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同年4月，江腾蛟在上海对他女儿说：“过去南萍在浙江的工作开展得那样顺利，哪一步不是我给他当的参谋，不然，他也不会当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浙江的路线斗争之所以搞得不错，都是我给他传达首长(指林彪)的指示，使他们对整个形势有所了解，有些数，每一步该怎么搞，应该注意些什么事，我都替他们想到了。”南萍自己也讲：“江政委是南空(南京空军)的政委，实际上就是我的政委。”南萍说：“自开完二中全会以来，我和熊应堂经常商量，要从各方面抓紧对省军区的工作。以统一对‘一月会议’后形势的看法为名，召开了省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压制不同观点的同志，想把省军区进一步拴在自己的山头上。7月6日，在杭州饭店五楼召开了七个分区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传播了一些流言蜚语，孤立、打击舟嵊要塞区和舟山地区革委会，要大家注意社会动向，防止反复，加强团结，顶住困难。平时还经常分析省军区的形势，企图拉拢一些同志，控制局面。”(摘自南萍检讨)

2月24日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杭州花家山宾馆接见陈励耘安排的空五军的机关和各师所谓对林彪感情最深的“好同志”20余人。陈励耘和周宇驰等人吹捧林彪、林立果。事后，陈励耘把接见情况写成简报送林立果，表示忠于林彪一家，跟定林立果。

3月

张永生写作班子成立，组长李菊麟(原办公厅秘书)，副组长王竞(原杭州市委党校文化教员)，成员有杜××、汪××、张××、陈××等共12人。6月沈策传达省委意见，写作班子由张永生和他具体负责，柴启琨挂帅，并改为省委写作班子，拨了办公用房，地点在葛岭六号，同时还成立了“文艺批判组”设在新新招待所，9月份两个组合并。

5月16日

《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委召开地县领导干部讲用会，检查学习，总结交流经验，推动领导班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发展，并提出了“要当好工作‘班长’，首先要当好学习‘班长’的口号。”

6月13日

《浙江日报》报道，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新书——《哲学的解放——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

7月1日

省委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在省体育馆举行报告会。出席会议的有南萍、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周建人、王子达、沈策、戴克林、朱全林、孟昭玉、蒋宝娣、张永生、华银凤以及驻浙部队负责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萍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赖可可在会上讲话。报告会的主题是：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7月8日

省委在《关于1971年上半年工作情况进行初步检查，提出下半年的几项主要工作》。上半年全省进行了批修整风运动和整党建党，新建党支部占原有党支部83．3％，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已占参加整党运动党员总数86％，新发展党员1．6万人。同时狠抓了阶级斗争，深入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工作。经济战线上工农业有喜有忧，农业有可能实现第十个丰收年。但在工业上问题很多，产品质量不过关，一些任务完不成。各种事故比例高于往年同时期。下半年工作主要是继续整风，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运动。

7月11日

南萍到上海，空四军副军长郑××等人到郊外十几里外迎接，当晚就设宴招待，在祝酒时空五军副政委王××说：“文化大革命中空五军和二十军在南政委、熊司令领导下，团结战斗在一起，我们是二十五军。”空四军副军长郑××说：“我们是二十九军，南政委、熊司令是我们二十九军的军长、政委。”南萍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并说：“大家说话要注意啊，不然人家会说我们在这里搞什么阴谋呢。”(空四军、空五军和二十军加起来为二十九军)。

7月31日

王维国在家里请南萍吃饭时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们支持了我们。记得你以前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要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

7月下旬

于新野(空军办公室副主任，9·13事件后畏罪自杀)从上海来杭州对陈励耘说：“南萍去上海看病，王维国请南萍吃饭，在敬酒时王维国说：“二十军、四军、五军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还说：“见到在上海养病的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他提了三个问题，林副主席心情怎么样?压力大不大?如果有情况来打个招呼，他还有几十万人”。陈励耘说：“这三个问题提的很尖锐”。

8月14日至9月12日

毛泽东主席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分别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同有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及同他们一伙关系诡秘的人。在杭州，毛泽东主席面对面地查问了陈励耘的经历和他同吴法宪的关系。毛泽东主席对林彪及其同伙关于对林立果的种种吹捧进行了严历的批驳，指出，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毛泽东主席强调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8月23日至9月28日

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育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会后，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进一步批判所谓“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9月5日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省美术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当代著名国画家潘天寿被迫害致死。

9月8日

于新野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彪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陈励耘立即正式向省委提出，要调9名医生，熊应堂表态，照办。9月9日陈励耘又以给中央首长会诊为名，仓促成立“医疗会诊小组”，参加小组成员的条件：对军队感情深的，路线觉悟高的，政治上可靠，能够保密，还规定这些医生不准外出，不准请假，要随叫随到，准备出差等。(早在70年冬，陈励耘就以给中央首长(指林彪)看病为名，派人物色好医生，以及扩编教导队，加强各机场的武装营，控制嘉兴机场和杭州笕桥机场周围的民兵组织，专门成立领导班子，抓紧部队地面训练，准备大批武器弹药。他还准备了浙江地图、药品和其他物资，妄图把浙江变成林彪反革命政变的“根据地”。)

9月15日

省委召开驻浙部队三支两军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我省不再建立统一的驻军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和单位，除中央规定实行军管的，如铁路系统和公安机关等以外，其余的军管会应予撤销。

9月20日

南京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海宣布对林彪反革命集团(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登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坠落，机场上8男1女全部摔死。简称9·13事件)重要骨干陈励耘进行隔离审查(同去上海在场的有南萍)，并派部队把他从上海押解到南京。

9月22日

南萍从上海回杭州后，在省委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常委参加的会议上传达陈励耘被隔离审查的消息说：“陈励耘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问题，这要由中央审查做结论。”熊应堂跟着说：“是什么性质问题，现在还很难说。 ”

9月25日至29日

杭州市上演《英明的统帅，光辉的榜样》，歌颂林彪的话剧。9月29日省外办根据外宾要和一个工厂联欢的要求，又在杭州制氧机厂演出该剧。9月30日，还在湖滨大批判专栏里刊登剧照。半个月后由有关部门通知复盖。

10月1日

经赖可可批准(中央已将9·13事件通知各省)《浙江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和林彪的巨幅画像。报道省市革委会举行集会庆祝建国二十二周年消息时，提出要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0月

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南萍传达陈励耘被隔离审查。参加的人员有省军区机关团以上干部，省革委会各大组负责人(以后逐步扩大传达范围)。南萍在会上传达时讲：“他们和陈励耘之间是有斗争的，他们是两条道上的人。”还说：“这次是王洪文打电话要我和陈励耘到上海看文件，把我和陈励耘骗到上海，其实是为了扣押陈励耘”等。

10月27日

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向群众传达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以及陈励耘的问题。

11月15日

省委召开五届四次全会，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的罪行。南萍、熊应堂在“9·13”事件后，整理上报陈励耘材料时，划框框，定调子，凡上报中央的，必须经过南萍亲自签批，南、熊扣压了不少揭露陈励耘搞阴谋的材料。如加兴县委、地委上报的《关于××在绢纺、冶金两厂加工空对地火箭发射架的情况》和省委办公室综合的《关于死党陈励耘在加兴加工空对地火箭发射架》的专题材料。以及省委两次综合整理了陈励耘和林岗关系的材料，和杭州市园管局上报的“71年3月份陈励耘借口湖上警卫要去三条船，要求改为机动船，船前要能架机枪等材料，都被南萍、熊应堂扣下来。在上报的材料中也有许多重要内容被删掉。中央〔72〕4号文件下达后，群众揭发了不少南萍、熊应堂参与《“571工程”纪要》问题，南萍、熊应堂出来打包票，捂盖子，压制群众揭发批判。南萍还炮制了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同林陈反党集团没有任何联系的材料。熊应堂拿着材料到处作报告，大讲“四无”，以及和陈励耘的斗争、矛盾。72年3月在花港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围攻、打击敢于揭发他们问题的同志，给这些同志戴上“把矛头指向省委，反对“三红”、“以分裂反对分裂”、“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对全省形势和省委工作横加指责，”“抓住可借用的力量，错误地大做文章，”“想利用中央文件泄私愤，是翻案，是反革命，与《“571工程”纪要》共鸣。不准提“基本力量”、“借用力量”、“固守浙江”，阻挠破坏中央4号文件的贯彻。

11月25日

中共浙江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中央批陈整风的指示，全省已有9万1千多名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参加了批陈整风学习，深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1年全省经济工作重点抓了发展五小工业和职工调资等，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118．93亿元，比上年增长9．5％，其中工业产值为67．5亿元，增长15．4％，农业产值为51．43亿元，下降0．4％，粮食、棉花都比上年下降；社会商品零售额为37．35亿元，增长7．5％；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5％。

1972年

1月30日

杭州至湖州铁路正式通车，杭州站进行通车典礼，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驻浙部队负责人、杭州铁路分局负责人、各界代表一千余人出席。这条铁路自杭州市区至吴兴县龙溪江畔全长94·8公里，与长广煤矿至湖州段铁路接轨。至此，杭长铁路全线贯通，全长165公里。

2月7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要到杭州访问，中央把南萍、赖可可、朱全林、候建新找到北京开会，研究做好接待、警卫工作。省军区参谋长候建新汇报了按中央军委指示，应由省军区负责组建警卫分队。而南萍、熊应堂却从空五军组建了两个连派到省军区警卫营，驻在省军区司令部大院内。张春桥听后立即站起来，指着候建新说：“我是南京军区政委，不代表中央?你不要认为自己正确，你不是司令、政委，不要再搞分裂了。”事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专门派了工作组来浙江调查，调查结果情况属实。决定撤走组建的两个连队，由省军区警卫营负责尼克松来杭的警卫工作。

2月26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到达杭州，省革委会主任南萍等到机场迎接和设宴招待尼克松总统一行。

3月21日

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和驻浙部队负责人南萍、熊应堂、赖可可、王子达、白宗善(空五军军长)、万振西(省军区副司令)、夏琦(省军区副政委)、候建新(省军区参谋长)、铁瑛(舟嵊要塞区政委)、马龙(东海舰队司令)、谭启龙(福建省委副书记)先后到达北京。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请许世友参加。当晚政治局同志找南萍、熊应堂谈话。周恩来总理说：“请你们来把浙江问题说清楚，浙江省委常委和你个人的问题南京军区送来了些材料，需要搞清楚。二中全会后。去年国庆节中央规定不游行，你们应该想到这些问题。你们还登了林彪的像，事情已经清楚了，9月18日通知已发了，你们竟没有向下传达。更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了，你们党代会报告中还放上‘三个副词’，对天才问题仍然不理解。二中全会把所有文件材料收回了，当时只规定传达公报，你们传达了林彪的讲话，对林彪的讲话表示拥护。你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是有联系的，这次要采取主动。”在京期间，南萍、熊应堂多次作了检查，与会同志进行批判、帮助。3月23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京西宾馆二号会议室同南萍、熊应堂谈话。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对浙江作了指示：“首先解决敌我问题。”

4月25日

中共中央批转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中发〔72〕16号文件)。该文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问题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南萍、熊应堂两同志……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该文件最后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并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及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要向会议进行检查交待，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中共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派许世友、王洪文来浙江，帮助贯彻16号文件。

4月26日

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成员，以及许世友、王恩茂(南京军区副政委)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周恩来总理说：“文件(指16号文件)主席已经批了，你们也看到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同志参加浙江省委常委，担任书记。要把浙江搞好。常委扩大会是第一步，开的时间不要长。个把星期后转到第二步，扩大到师级、地委级，这一段要开透点。世友、洪文过了‘五一’节到你们那里去。”

4月27日

省委和驻浙部队赴京开会的同志回杭。根据中央部署，省委准备分三个阶段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对南萍、熊应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

4月30日

省市军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五一”节晚会。出席晚会的有南萍、谭启龙、铁瑛、熊应堂、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周建人、王子达、沈策、戴克林、朱全林、孟昭玉、蒋宝娣、张永生等。

5月3日至6月6日

根据中央关于浙江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省委常委扩大会是第一步，个把星期后转到第二步。扩大到师级、地委级。这一段要开透点”的指示，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扩大到驻浙部队、生产建设兵团各主要负责人。传达学习毛泽东主席、中央政治局领导有关浙江问题的指示和中央〔1972〕16号文件，着重揭发批判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的错误。5月10日起，会议转入第二步。进一步传达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采用大中小会议结合的方式，揭发批判和清算陈励耘、南萍、熊应堂在“一月会议”后(指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揪斗大批人武干部，分裂群众，策划挑起一些重大武斗事件，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进行各级领导班子大换班，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期关押、揪斗省、地、县的一批领导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中搞“清理要翻番”，捕风捉影和揪黑线黑网，造成大批错案假案，在经济上，积极推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方针，大搞高指标、瞎指挥，致使全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大家认为，南萍、熊应堂在北京的初步检查很不深刻，经过会议揭发和批评帮助，他们又分别作了检查，并表示愿意彻底检查交待。

5月上旬

王洪文在杭期间找张永生谈话，要他好好养病，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及时向他反映，还说他离开北京前张春桥、江青要他到浙江见到时向你问好。张永生对王洪文说，这次南萍、熊应堂出问题，恐怕要引起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王洪文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刮它个十二级台风吧。要经得起十二级台风的考验嘛！”

6月7日至28日

省委召开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72〕4号、12号、16号文件。参加会议人员共3038人。会议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揭批林彪、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对南萍、熊应堂进行揭发、批判。南萍、熊应堂在会上作了多次检查。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王洪文参加会议。南萍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检查说：“我走错了路线，上了贼船。……我在丑恶的资产阶级‘向上爬’、‘保官图名’思想的支配下，自觉地踏上他们早已铺设好的跳板，一步步走向这条贼船，成了他们的‘借用力量’。这里特别指出，拉我上贼船的主要成员是死党陈励耘。……凡是有来头的特别是来自空军系统的，我就巴结、讨好或主动登门拜访。如周赤平、周建平、于新野、江腾蛟等，甚至有的死党老婆来，我也不放过。积极为林贼建造‘行宫’。陈励耘为了讨好献媚林贼，提出四号(指在省军区司令部大院内保健路4号)不行了，林办要求造个房子。我即表示赞同。我和陈一起去察看了地形后，陈即带着模型去北京向‘林办’汇报，并指定我们三人(南、陈、熊)管。这件事一直未在核心小组讨论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支持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长期以来反对南京军区……”。“用宗派主义破坏‘一月会议’的贯彻。中央为了顾全大局，支持省革委会，而我以胜利者自居，进一步压制不同观点的同志。”“我一直站在资产阶级派性立场上看待舟嵊要塞区的三支两军工作……。”

熊应堂在省委扩大会上检讨说：“由于我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加上林贼死党陈励耘以及南萍同志的拉拢和影响，我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积极投靠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死党陈励耘、王维国打得火热，上了他们的贼船。……他们肉麻地吹捧我是‘老军长’、‘廿五军军长’(二十军加空五军)、‘廿九军军长’(再加空四军)。”“长期反对南京军区领导。69年‘一月会议’，当时从稳定全国形势这个大局出发，支持了省革委会。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却背着中央，给我和南萍同志作了违背中央精神的黑指示，胡说什么‘你们要团结，不要被人家各个击破’。他们所说的‘人家’，就是指南京军区。‘一月会议’结束后，我和南萍同志以及陈励耘，以‘胜利者’、‘正确者’自居，忘乎所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对军区领导进行影射攻击。……在温州开枪的问题上，黄永胜也是支持我们的。”“在舟山问题上，陈励耘和南萍同志，采取一条‘拖’的方针，把舟山问题‘拖大’，把要塞区‘拖垮’，把军区(指南京军区)‘拖下水’。”

省委扩大会议后，各地、市、县和省级机关，厂矿院校各单位，分别召开党委扩大会和党员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6号文件及省委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行。

6月29日

中央通知，把南萍、熊应堂送北京审查交待问题。7月1日由省军区参谋长候建新带一个班护送南萍、熊应堂去北京。自南、熊去北京审查后，群众又编了两句顺口溜“二龙翻江归大海，水漫南山淹死熊”。与前两句合起来为“南山来了一只熊，一口吃掉两条龙，二龙翻江归大海，水漫南山淹死熊”。这个顺口溜流传得很广。(二龙系指龙潜、张秀龙)

6月

省军区党委常委变动，谭启龙任第一书记，夏琦任第三书记，候建新、尚平安任副书记，戴克林、万振西、钟贤文、杨吉林任常委。

7月

省委成立南萍、熊应堂专案组。组长：铁瑛，副组长：夏琦，李朝龙、高文泉具体负责，工作人员三十多人。

8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的意见的通知》和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随后，省委常委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并与驻浙部队军以上单位进行了座谈。1973年2月，又与参加省委批林整风座谈会的各部队负责人和各地市委负责人进行了讨论，进一步征求了意见。此后，三支两军的人员就开始陆续撤回部队。

8月21日

8月19日，省批林整风会议结束后，省委召集在杭的温州地委常委(五人)就温州地区如何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和进一步贯彻中央16号文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他们支一派，压一派，镇压群众，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惩办主义的干部路线，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大搞反党乱军，分裂军队，破坏军民团结，对这些错误东西，温州地委的某些主要负责人都是坚决支持、积极执行的，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会后，省委发了19号文件。

为了充实和加强温州地、市委的领导，省委决定派沈芸、李铁锋、胡景瑊三同志参加地委领导工作，伏庆祥参加市委。柴启琨代表省委带领工作组到温州指导、帮助工作，贯彻中央16号文件。

临行前8月27日省委办公室负责人薛驹向省委工作组介绍省委19号文件精神时说：

“温州的问题只能通过批林整风才能解决”。“他们支一派、压一派，镇压革命群众。全区武斗两年之久，死一千零十八人。67年8月初，南、陈、熊派部队到温州8月13日开始武装镇压”。

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惩办主义的干部路线。李铁锋毁枪被捕被诬陷成“缴械叛变”，下放劳动。70年批“三气”，又把已解放的干部重新打下去了。并把批斗对象集中到五七干校继续批斗。许多干部不愿在温州工作”。

“他们大搞反党乱军分裂军队，破坏军民团结。68年8月，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闹水坑被打死两人，他们就抬棺游行”。

“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发了《致全省人民公开信》，把公安干部当作匪特组织，层层揪斗公安干部，公安干部到现在只回来百分之二十，老干部到现在才逐步充实”。

“他们破坏经济政策，破坏工农业生产。文革前，温州地区每年上调粮食一亿到一亿二千万斤；67年后，每年要国家调进粮食六千多万斤”。

8月22日

省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通知》。通知要求9、10月份开完地、县委的批林整风会议，同时搞好向群众进行传达教育和基层整风的试点。通知提出，批林整风，以批林为重点。在整风中，各地、县委要联系本单位实际，集中解决几个问题。

9月2日

1972年9月2日省革委会保卫组和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上报《关于撤销浙革(1969)8号文件和对原特情落实政策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公安机关在对敌斗争中，使用隐蔽侦察力量，是由来已久的。十几年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对敌斗争中，遵照党的专门工作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针，根据必须与可能的原则，建立了一批特情，并在对敌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陈励耘等人把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污蔑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说什么“特情专政”，把公安侦察工作采用的侦察手段，污蔑为“通敌工具”，“叛国活动的渠道”。把特情说成是“坐地虎”，反革命活动的“地下军”，“反革命复辟的子弟兵”等等。省各地都发生了对特情人员乱加揪斗、毒打、游行示众的现象。造成了对敌斗争被动的严重后果。各地军管会，在分清路线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查清特情人员的问题，逐个落实政策。9月13日省委批转了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的报告，同意恢复各级法院，开展正常工作，根据需要调回一批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意见。

9月4日

省委转发8月6日赖可可代表常委在全省批林整风会议上作《我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教训》的检查。7月24日至8月2日，省委在谭启龙、铁瑛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十次省委批林整风会议，主要内容有六个方面：(1)为南萍、熊应堂的错误，捂盖子，严重阻碍了运动的进展；(2)利用所谓“特情”问题，砸烂公、检、法，打击、迫害一大批干部和群众；(3)在干部问题上，执行陈励耘、南萍、熊应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9月13日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和实际工作需要，省委同意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关于恢复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的请示报告》。省委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要求各地尽快把各级人民法院恢复起来，进行工作。为加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11月20日，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委员会，余纪一任党委书记。

9月15日

省委在总结两个月来的批林整风报告中指出：要抓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首先是落实干部政策和妥善处理被错关、错判人员的问题。对一些问题较多的地、县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要有计划、慎重地逐步进行充实、加强和个别调整。对混进领导班子的个别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民愤极大又屡教不改的人，要按党纪国法予以严肃处理。随之，全省各级均解放了一批干部，许多受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工作，被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把一批靠造反起家的领导成员打发回基层，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

9月22日

杭州市委决定撤销四大组，成立组织部、宣传部、财贸部、农村工作部。

9月28日

省革委会批转省人民保卫组、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于撤销省革委会〔1969〕8号文件和对原特情落实政策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继续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批判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破坏对敌斗争隐蔽侦察手段的罪行，肃清流毒，实事求是地查清特情人员的问题，逐个落实政策。那种不分情由，一概否定，加之罪名种种，一律砸烂的作法，是极端错误的。

9月29日

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抓紧做好红卫兵抄家财物处理工作的通知》，针对前一段我省红卫兵抄家财物处理工作中存在问题，主要是工作抓得不紧，党的政策没有落实，决定组织一个精干的班子。已处理或正在处理的单位进行复查和总结，妥善解决好遗留问题。

10月4日

为了集中力量办好《浙江日报》和解决刊用纸的紧张问题，省委决定嘉兴、绍兴、宁波、舟山、报台州、丽水、温州等八个地区的报纸，自10月份起停办。

10月14日

杭州市委召开批林整风会议，参加人数1896人，王子达在会上检讨。据统计，杭州地区武斗死亡232人，各地区清队和一打三反中非正常死亡1254人，被打成残废的更多。

10月14日至16日

为了贯彻执行72年4月份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清查扣留人犯的报告。省委召开地、市和八个县人保组长会议，到9月止，共清查了1829人(缺杭州地区)，判刑的917人，缓刑、戴帽、管制93人，教育释放787人，平反冤假错案32人。

11月3日

中共中央任命陈伟达为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陈冰、刘昂、夏琦为省委常委。

11月4日

省委发出《关于在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应注意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针对有的地方要在批林整风会议上把“5·16”分子抓出来，要挖“黑线”等倾向，向各地、市、县委提出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批林整风，重点在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方针，不要乱提口号。(二)要认真注意党的政策，强调处理政策性问题一定要慎重。未经批准，不计搞隔离审查或撤职。严重违法乱纪、民愤极大而屡教不改的人，要按照党纪国法予以严肃处理。不要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判下面的干部和群众。(三)要积极做好群众工作，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四)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领导班子不要长时间搞关门交心，而应当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揭发批判。

11月20日

省委就平阳县大搞纳亲纳派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发展新党员中一些错误做法的通知》。指出，平阳县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不讲阶级，不看政治历史，不坚持党员条件，不顾群众反对，大搞纳亲纳派，把所谓“经过火线考验”、武斗“有功”的人拉入党内。近几年来，全县发展党员1114名，其中由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直接批准发展的323名，除4名所谓“站错队而转得比较好的”外，其余都是他们所支持的一派人。《通知》还强调指出，“有些地方和单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平阳县的问题”。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对此应引起重视，认真进行一次检查，立即停止这些错误的做法”。

11月25日至12月28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分两段开，第一段，主要是汇报和交流了7个月来各地贯彻中央16号文件和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的经验，同时严肃批评了省委常委沈策、王子达等人批林整风以来一直对抗中央16号文件和拼命捂盖子的严重错误。这次会议之前，省委曾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多次帮助，会议期间党委内部又开过十次交心会，要求他们能在会上作一次象样的发言，取得群众的谅解。这次会议着重解决了省、地两级领导干部对贯彻中央16文件和批林整风的态度问题。第二段，讨论研究了省委提出的1973年工作要点。在这次会议上，省委进一步指出，必须紧紧掌握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不纠缠历史旧帐的问题，指明了深入批林整风的方向。

12月

省委在屏风山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揭发“陈、南、熊”的问题。浙江的批林整风运动达到高潮。会议结束后，王洪文看了揭发陈、南、熊迫害干部群众事实的简报说：“不要揭这些阴暗面，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2年，计划完成情况良好。工农业总产值为132．67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农业产值58．25亿元，增长13．2％，工业产值74．42亿元，增长10．2％。粮食产值达249．69亿斤，棉花113．6万担。工业主要产品产量：钢12．66万吨，比上年下降3．3％，生铁19．09万吨，增长14．2％；水泥111．16万吨，增长20．9％；化肥104．46万吨，增长35．1％。

1973年

1月13日

《浙江日报》报道，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深入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加强党对农业的领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省委书记谭启龙作了会议总结，省委书记铁瑛讲话。

1月13日至28日

杭州市委为了贯彻省委工作会议，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召开了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局党委常委、县团级企业、事业单位党委负责人，市革委会各组负责人，待分配的原部局级干部共四百七十二人，会议主要揭批王子达、汪××为南萍、熊应堂的问题捂盖子，不准联系南、熊的问题，对揭批南、熊认为是“三气”未消，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等。

1月25日

省委批转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关于清理拘捕人犯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提出5条纠正意见：一、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进行清理。二、该捕判的罪犯，要坚决依法捕判，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已查清的冤假错案，要按手续抓紧释放，给予平反。三、恢复和健全预审机构，加强预审、看守工作的业务建设。四、严格控制使用拘留手段。五、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1月29日

王洪文在杭州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王洪文在会上借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批林整风不要纠缠历史旧帐，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在历史旧帐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为名，全盘否定浙江批林整风的形势。2月1日，王洪文由赖可可陪同到嘉兴县召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共十一人。当县委书记×××讲：自己上了贼船，一些工厂犯错误的同志都作了检讨，王洪文问，有什么错误?×××讲：吹捧林彪，美化林彪，王讲：林副统帅，谁敢不吹捧?何况省里还有“三条汉子”(南、陈、熊)，这样检讨面太大了，要讲团结。南、陈、熊有很多问题是执行了林彪路线，但浙江许多工作还是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广大群众是好的，有的人不要重新检讨了，搞这些有人感兴趣，批林的方向偏了。搞层层检讨，揪“小南、熊”、“挖‘南瓜子’”、“熊爪子”是纠缠历史旧帐(这个调子一出，受过批判作过检查的造反派感到这是王副主席对他们的支持，纷纷起来说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批了军代表，批了革命领导干部，批了新干部，造反派，批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的人给王洪文写信揭发省委的问题，王洪文就连续把好几封这类信件批给省委，向省委施加压力。同时又进一步怂恿这些人造省委的反。至此，浙江的批林整风实际上告一段落)事后，赖可可要嘉兴县委整理一份记录稿，交给谭启龙，谭启龙没有往下传达，赖可可批评谭启龙封锁王洪文指示。

1月

全省各级党委传达贯彻省委关于1973年全省各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批林整风，重点批林，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批判资本主义，要充实和健全领导班子，整顿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对于混进领导班子的少数坏人，要查清问题，坚决清除。在经济方面，要把农业搞上去。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地、县一、二把手要亲自抓农业，按农轻重的顺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要大搞以“土”、“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不断增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必须狠抓基础工业这个薄弱环节，加强地质工作，大打矿山之仗，把钢铁，煤炭搞上去。

3月7日

杭州市委周峰主持召开有陈侠、徐方明(杭州警备区政治部主任)、郑江(文革前市公安局副局长)参加的会议商议市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并要市委材料组调查、整理市委领导的材料。还提出要清查的事件：

1、“六·六”杭丝联武斗事件；

2、“十·三一”攻打省暴临指事件；

3、“四·二四”查封杭州市工暴办公室事件；

4、“九·二五”查封省暴临指办公室事件；

5、抓“暴动公社”人员问题。

4月1日

市委决定将市革委会办事组和市委办公室合并为市委办公室(市委办公室也是市革委会办公室一个机构，两个名称)。市委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综合组、城区组、政策研究组、信访室、档案室、市革委会事务管理处。

4月11日

省委发出《关于我省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这个意见首先肯定了驻浙部队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的成绩，在全省各条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陈励耘、南萍等人严重干扰了驻浙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对部队和地方造成了重大损失。关于对军代表撤留问题，省委提出了五条具体意见：(一)凡是已经结合在省、地、县三级党委，革委会的军代表，原则上保留不动。(二)省、地、县革委会各大组和所属各局、办等办事机构，以及工交、农林、财贸、文教、卫生等基层单位，一般不再保留军代表。(三)由于实行军管的单位已相继建立党委，军管可以撤销。(四)凡已建立党委的大专院校和工矿企业等单位，可以撤销军宣队；党委尚未建立的，可缓撤。(五)沿海前线的地、县，由于斗争比较复杂，可作特殊情况处理。此后，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1975年5月5日和9日，省委根据中央和全国第16次公安会议精神，以及驻浙部队党委要求，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撤回部队。5月5日，三支两军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撤回。(参加杭州地区三支两军人员共525人，其中省军区191人，二十军238人，空五军85人，海疗1人，建设兵团7人，科团以上干部219人，)

4月23日

省委正式通知撤销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恢复省委党校。5月4日下午，确定省委党校党委成员，李振风、张春台、王一波任党委副书记。

4月25日

省委成立经济工作领导小组，谢正浩任组长，陈伟达任副组长。

4月29日

《浙江日报》报道，最近，浙江省委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在宁波召开了全省理论学习辅导员读书会。会议以批修整风为纲，采取了既读书、又开会的方法，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的一系列指示，认真攻读了《哥达纲领批判》，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罪行。同时，学习了宁波地区在批修整风运动中，有计划地培训理论学习辅导员，推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经验。

5月8日

中央决定：谭启龙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免去南萍在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的一切职务。

5月16日至23日

共青团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由103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其中常委15名。吴培生、张金广、林招娣(女)、杨菊芳(女)为书记，厉惠良、滕铸、王则信、刘英为副书记。

6月5日至28日

省委召开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协商和提出了我省出席全国党的第十次党代会的25名代表候选人和中央提交我省选举的1名代表候选人。王洪文针对广大党员、工人坚决反对翁森鹤当代表的呼声，多次打电话给省委，说翁森鹤是全国工人中造反最早的“浙江选工人代表，一定要把翁森鹤选上”，“要照顾历史，即使工作难做些，也要尽量争取选上”。结果翁森鹤在本单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党员反对的情况下，仍被充作“十大”代表。

6月底

省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指示。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各地严格检查，深入了解，总结经验，解决问题，进一步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接着，省、地、县抽调机关干部组成检查组，深入城乡基层单位，检查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8月30日，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浙江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柴启琨为组长，陈伟达、陈冰为副组长。

7月3日至9日

浙江省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600多名。邀请代表100多名，产业工人代表占70％，女代表占30％以上。会议听取了谭启龙、铁瑛、赖可可、柴启琨和陈伟达的讲话，通过了《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决议。大会号召全省工人阶级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林整风，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会议选举产生了省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会由120名委员组成。其中常委二十七名。蒋宝娣(女)为主任，徐婉珍(女)、陈有生、郭志松、姚新根、赵景棠、翁森鹤、方剑文、贺贤春为副主任。

7月19日

《浙江日报》转载《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该报还为此加了编者按。接着，中央和各地报刊相继转载，造成很大影响。

7月23日

省委通知，王醒任杭州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7月25日

翁森鹤、贺贤春联名写信给市委，说市委不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万进东(市委常委、老红军)否定文化大革命，压制新干部。

8月10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联名给王洪文写信，并寄去《关于浙江省批林整风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的材料》，告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状。

据汪××揭发，7月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准备用他们三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告状。贺贤春说，1973年1月底，王洪文窜来浙江点了一把火，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立即跳出来搞串连，开黑会。二月中旬的一天，贺贤春派人叫我到吴××家开会。会上，贺贤春说：“最近王洪文来浙江开了几个座谈会，我参加了一个，情况很好。”张永生说：“看来王洪文是来纠偏的，现在造反派受压，王洪文来是个好苗头。他在嘉兴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更明朗，我已叫人去搞记录了。”翁森鹤更是得意忘形地说：“这是一个信号，我们要起来斗！”

张永生说：“浙江的问题，主要是谭、铁，要整理他们的材料。”张永生还要李菊麟从省委办公室搞来一叠材料。贺贤春从市委也搞来了材料。他们又从省市机关串连一些人来搞材料，断章取义，斩头去尾，歪曲原意，加工修改。如抓住谭启龙同志关于“倒过来看”的一句话，明明这句话是讲对南、熊做的事要看实质，要倒过来看，却把它歪曲成为对文化大革命要倒过来看。又如，抓住铁瑛同志关于“小常宝要讲话了”一句话，明明这是反映舟山军民对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喜悦心情，却把它歪曲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都是妄图陷害、打击革命老干部的阴谋诡计。

8月12日至17日

浙江省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千五百十五名。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和驻杭部队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会上，省委副书记柴启琨作了题为《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浙江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会由一百二十名委员组成。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省委批准，省妇联常委二十一名，华银凤为主任，陆苏、唐友清、成秀、刘天香、邵素贞、吴国梅、苏莲珠为副主任。

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谭启龙、莫显耀当选中央委员，铁瑛、蒋宝娣为后补中央委员。

8月29日

省委决定充实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党委，任命金树鼎为党委副书记，张世祥、赵光华、李朝龙为党委委员。10月29日，根据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省委决定撤销省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恢复浙江省公安局，党委名称亦随之变更。

9月5日

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大精神。出席大会的有十大代表，省委委员，后补委员，各地(市)、县委，省级各组、办、局、省属工矿、大专院校，以及驻浙部队团以上党委，共九百八十一人。会议期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以部分省委委员、候补委员、革委会部分常委的名义贴出了大字报，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新老干部的矛盾，要联合新干部对付“孔老二”。9月下旬，贺贤春与翁森鹤纠集三、四十人在杭州市工代会开会，贺贤春说：“前两天我同翁森鹤商量过了，我们反潮流要打开局面，就要冲出去，我们两人已决定写署名大字报。计划第一步大字报上街，造舆论；第二步发动地县和基层单位的群众，到省上访，要省委负责人接见表态；第三步要省委检讨。贺贤春和翁森鹤又当场决定：大字报上街的时间是10月3日晚上，选定的张贴地点是杭州市的延安路、官巷口、城站、鼓楼、众安桥、武林门、卖鱼桥等主要闹市区。并分工包干到各系统和大单位。全文近一万五千多字，大字报题目《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十分关心路线问题》主要内容是：(一)省委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二)省委在调整各地领导班子中，不重视并且压制新干部；(三)关于干部路线问题；(四)关于谭、铁的思想作风问题。公开信最后表示：对谭、铁许多路线错误，决不放过。10月3日晚，大字报贴满了杭州主要街道。10月4日，省委就大字报上街请示中央，同日17时40分，王洪文给省委负责人打电话后，又给张永生打电话，支持他们的“反潮流”精神。王洪文说：“对省委、对各级党委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你们对省委有意见，可以提建议”……。由于王洪文的支持，省委领导找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谈话时，他们提出：要省委为一方、他们为一方达成协议，并坚持一定要把王洪文在电话上向他们问好的话传达到基层。翁森鹤讲，现在这句话传达不传达，对我们关系很大。10月8日他们以杭州市“工代会”的名义，在新中国剧院召开群众大会，传达王洪文的电话指示，指名批评谭启龙、铁瑛，煽动群众开展。“四大”。会后，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的“反潮流战士”，纷纷来杭闹事，有的地方还引起两派群众组织再次发生武斗。(据程某交待，王洪文给省委领导打电话后，要谭代他向张、翁、贺问好，并要把电话接到张永生那里与他通话。王洪文在电话里说：“对省委、对各级党委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王洪文与张永生通话二十多分钟后要张永生代向翁森鹤、贺贤春问好。张永生接了电话后，经常在省委领导同志和群众面前拍拍口袋说：王副主席给我打电话，对我有指示，但我现在不讲，到时候我要拿出来的。张永生还逼着省委硬要把王洪文向他们问好的话写在文件上。(附原纪录)

1973年10月4日，王洪文和张永生对话。

下午约5时40分——6时20分。

浙江的问题，出了一些问题。

对省委、对各级党委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

还有一个问题，贺贤春、翁森鹤等同志，你们对省委有些意见，可以多提些建议，协助省委解决问题。

下面我跟你谈谈，就不要记了。(略)

张永生同志向王洪文同志汇报了一些关于浙江批林整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略)

最后，王洪文同志要张永生同志代向贺贤春、翁森鹤同志问好。

(接电话人张永生)

(张永生接王洪文电话后，欣喜若狂，又蹦又跳，他把我们叫到一起讲，有些话，王不叫记录，我就跟你们说说，其中有两句话是：“你们不能一下子翻身，要发动群众，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们研究了几次，关键是：“要去发动群众，声势要大，人要多?”这就为以后况。我们建议，学习班应以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或省委委员为基础，适当扩大到地、市委一级少数领导参加(其中必须新老干部均等)。这次这种凑拢班子的学习班，同过去那种“扩大会”、“工作会”一样，是否定了九大组织路线的，这种学习班，势必造成以多数压少数，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分裂局面，而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节录)

10月26日至12月30日

省委在花港招待所举办“十大”文件学习班。省委、省革委员会常委，工、农、青、妇等团体的负责人，各地委、大口的新老干部各一名，共82人参加。26日晚21时，谭启龙在学习班开学时讲话，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和中央的有关指示，就怎样看待浙江的批林整风运动等一些问题，展开讨论，统一思想。但要保证军队稳定，社会稳定，机关稳定。学习班期间，省委内部某些人指斥省委，批林整风没有把批林放在首位，围着运动中的支流团团转；不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反而批“左”，很不正常；很热衷于整风和纠缠历史旧帐。同时，各地造反派又大批来杭上访，均要省委常委答复类似问题，省委常委疲于接见。两派越闹越凶。12月30日，学习班草草结束，柴启琨宣读谭启龙针对各方面意见而作的书面发言。铁瑛也表示同意谭启龙的意见。与此同时，各地、市、县、直至基层普遍举办“十大”文件学习班，层层否定批林整风。

11月至12月

宁波地区在省委副书记柴××的支持下，把宁波地区二百多造反派和反潮流分子突击纳新、提干，担任地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为全省做出了“双突”榜样。

11月16日

王洪文给张永生打电话后，翁、贺认为，中央支持他们起来反潮流，并说：我们找谭、铁，他们不见，群众贴大字报他们不理，只有组织人上北京控告，我们三个带领大家一道去。并拼凑了三百多人，打起了“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的旗号，给每个人发了“控告团”符号。张永生还给原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周某的秘书冯某挂了电话，冯某告诉张永生，中央不主张下面组织群众赴京上访，来了会被动，即使别人来，你们三个人也无论如何不要来，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一面给王洪文发电报，扬言要带三百多人的控告团到北京告状，一面三百多人扛着“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的大旗，上街游行，还冲到花港招待所围攻省委领导，提出要省里给他们集中安排住的地方，要省委领导前去听取意见和批判。中央来电：“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三同志发去的明码电报收到了，他们说今天凌晨三时就要离杭上访。浙江省委给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央负责同志已看过了，中央负责同志意见：“请谭启龙同志多做点工作，特别是做好几个头头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中央同志很忙，到北京来也不会接见，如有什么问题在当地解决好。另外，谭启龙同志也可以代表省委对有些问题作点自我批评”。

省委接到电话后，没有向下传达。省委常委王子达把电话内容捅给市委副书记××，××又捅给市委负责人××、×××，×××他们立即告诉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省政工组负责人把屏风山疗养院(现在的上海总工会疗养院)可以住下来的点子告诉了张、翁、贺。“控告团”三百多人在省委副书记×××等人的支持下，当天下午，张、翁、贺这一伙三百多人全部上了屏风山。同时，张、翁、贺又偷偷指派×××等17人，连夜赴北京，告省委的状。

11月17日

晚上，在屏风山以“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的名义，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大会由贺贤春主持。贺贤春宣布说：“省市赴京控告团屏风山学习班今天开始学习。成立一个五人领导小组，以夏根法为主，下设几个工作组：组织保卫组、材料秘书组、政宣组、后勤组。团部下设三个连队”。贺贤春还说：“省市赴京控告团屏风山的学习班，在反潮流中要起到学习队、宣传队、工作队、种子队的作用”。

11月18日

张永生、翁林鹤、贺贤春联名向中央写了《关于谭启龙、铁瑛同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约7千字。《报告》主要反映谭、铁两同志的四个方面问题：“(1)一再散布对文化大革命有几个想不通，公开提出“要把南、陈、熊主持工作的一切问题倒过来看”；(2)支持怂恿那股否定、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带头散布“今不如昔”的错误言论；(3)排斥打击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而把否定、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加提拔重用；(4)压制民主，反对“四大”，对敢于起来向那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右倾思潮作斗争的革命干部，群众搞资反路线。

11月18日

赖可可给王洪文写信。

王洪文同志：

最近浙江发生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是比较复杂的，依靠省委本身解决比较艰苦，现在看来在一些干部中阻力较大，还有来自军区及其下属一些干部的抵触，省委常委本身也不能说已完全一致了，因此，我建议中央能派人帮助，否则对整个工作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浙江在批林整风后期却(确)有些纠缠历史，把陈、南、熊错误罪行与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混淆，有些人却(确)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新出现的新事物，在批南、熊时点名过多，批得不准，有相当一部分人靠边，现在地县掌握实际工作的应说大部分是后来派去的人，对新干部使用不当，大部分可以说不太使用(不是说省里的几个人)后结合的干部说错话的不少，有的甚至出气，对原两派群众组织缺乏历史的分析，因此对待他们的态度实际上是不同的，现在两派矛盾加剧。

省委需要统一思想，但没有适当的帮助是较困难的。中央很忙，不可能过多的化时间，但在适当时机还应向省委提出严格的要求，这种推动是必要的。

12月6日至13日

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杭召开。几年来，我省已有43万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指出，1974年全省需动员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约11万人。同时研究和规定了有关知识青年“病退”和“特殊照顾”等政策问题。

同日

“杭丝联”红暴头头童伯根给省委写了报告，要召开彻底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三人罪行大会。省委批示：你们要召开彻底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三同志的所谓罪行大会是完全错误的，违背十大精神，混淆两类矛盾，斗争大方向是不对的，必须立即撤销这一错误行动的计划。省委办公室12月11日打电话给杭州市委办公室，告诉杭丝联党委转告童伯根同志。

12月18日

张、翁、贺为抢官夺权，以“省委屏风山干部工人学习班”的名义给省委并报毛主席、党中央写信题为《关于坚决落实中央指示，把浙江问题解决好的情况汇报》，他们提出要“实货”，特别强调两条：(一)是要省委责成杭州市要先走一步，把“反潮流”骨干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半年搞好；(二)是提干、纳新要以屏风山山头为基础，以上山人员为骨干，在信里指出：省委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及其新生事物，是带有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要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讨论解决。还提出：“在批林整风中受到关押、隔离、撤职、停职审查，斗争批判的干部和群众，都应恢复名誉或进行平反，恢复工作，给予信任。

同日

王子达以个人名义写了《致省委常委的信》(节录)

有一些想法和意见，有的在常委会上已讲过几次，觉得还要说一说，有的是近几天发生的，也需要说一下。现在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群众之间的问题，恰恰是我们领导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的态度问题，是我们领导对群众批评、监督的态度问题。群众对我们批评，他们敢于批评，他们敢于反对错误倾向。(1)有人把你们二位捧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把向你们提尖锐批评的人当作南、熊基础，为南、熊反案、想做大官，要揪所谓南、熊的黑班底，等等。近一年来，资产阶级派性由于纠缠文化大革命历史反而有所抬头，近一、二个月更为发展，各级党委思想比较乱。影响大局稳定的趋势在发展。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我衷心希望谭、铁代表省委常委，能够尽快地作出一个高姿态的自我批评，这是当前关键性问题。对于王洪文同志几次指示，我以为还是传达为好。王洪文同志当时是讲过无传达任务，现在时隔近半年，而且这些指示针对浙江情况，有利于解决当前问题。现在传达，我以为也不会违背王副主席无传达任务的本意。至于内容上有二次严厉地批评我的，我倒没有考虑，中央领导对我们的批评，对我是很大教育。当然，对一些新干部批评的话，我是不主张公布的。

12月上旬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把谭启龙、铁瑛和省委常委“请”到屏风山开了四天半的批判会。名为向省委提意见，实是要搞臭省委。他们把入场券发到杭州的基层企事业单位，还打电话通知各地、县头头来参加会议。人数最多时达二千多人。会上，张、翁、贺唆使×××组织了三十多个人发言，主要是批判谭、铁书记和夏琦(省委常委、省军区副政委)，“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张、翁、贺把各地县“上访团”拉来杭州后，经常召开上访团头头会议，向他们提供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活动情况，叫上访团去冲省委的会议。

12月17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到杭州钢铁厂说：“杭州钢铁厂是修正主义的黑样板”，是“复辟势力的黑据点”、“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并说：“不批臭杭钢经验，我死不瞑目”，“不要以为你们杭钢增产几万吨就了不起，同美国、日本佬儿一比，算得了什么?钢铁再多有啥用?还不是为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等等。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分裂，挑起武斗，使领导班子瘫痪，生产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12月19日

张永生等人带领屏风山上的小兄弟大闹省委常委会，要挟省委把一名所谓“坚强的反潮流战士”杨金林请出来(杨金林，绍兴工人，流氓分子，搞打砸抢，后当上地、县、矿革委会副主任，69年入党后当上省委候补委员，地、县委委员，矿党委副书记，为了灭口，逼死过两条人命，是绍兴地区的一霸。72年9月，经地、省委并报中央批准，对杨隔离审查)。早在10月，张永生在大小会议上多次说：“杨金林的问题，要作为全省突破口，全省关了一百七十余名造反派，杨的问题一解决，其余的人都可以放出来，这是一支新生骨干力量”。“谭(启龙)、铁(瑛)如不同意，你们就发动全矿罢工，使杭钢没有矿石，看他放不放，再发动五百人到杭州来把杨金林抢出来，我带他到北京见王洪文副主席”。11月19日张永生说：“现在形势很好，等各地上访团一到杭州同控告团联合，力量就大了，到那时，谭、铁不放杨金林，你们就去冲，你们不去冲，我晚上去冲”。当晚深夜，张永生带领造反派，强行冲击杨金林的隔离住地，辱骂、殴打警卫战士，威胁、恐吓专案工作人员，大吵大闹到凌晨两点。不久沈×陪逼死人命的证人娄××到张永生家，张永生布置娄推翻罪证。74年3月在一个省委副书记支持下杨被“请出来”，不仅官复了七个原职，而且又突击加封了八个职务，连他的老婆、小舅子也突击入了党。张、翁、贺让杨金林参加各种重要会议，对党和人民“揭发”和“控诉”。就在张，翁、贺强占山头，称王称霸，不可一世，翻案猖獗的影响下，全省出现一股翻案浪潮，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当时七个地区就有174名在押罪犯翻案、释放。有的释放后被当作“反潮流”的“英雄”，立即入党，戴了两朵大红花：一朵是所谓“平反”的大红花，一朵是入党的大红花。而许多搞专案的工作人员和揭发检举过坏人的干部、群众，被扣上了“整理黑材料”“打击新生力量”、“杀少正卯”等罪名，有的被举办“强制性学习班”，责令“检查交代”，有的靠边站，点名批判，有的被扣发工资，“砸破庙”抄了家。

12月28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转载的《北京日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按语。从此，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浪潮。在浙江省，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学校又遭到破坏，许多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12月30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多次去米市巷招待所地县上访团所在地串连。省委决定用七个半天的时间常委轮流去米市巷招待所接待，听取对省委的意见。张永生等人煽动说：“现在省委的机器仍在转动，没有压力，我们同你们一起想办法把铁瑛找来，要他来解决问题。他再不答应，就叫他住在米市巷，让省委常委有事到这里讨论”。又说：“现在是时候了，不升级不能解决问题的”。30日铁瑛去米市巷招待所，他们扣留了铁瑛，不让回家吃饭，不让回家休息，采取轮番战术围攻铁瑛两天两夜。

12月

张永生叫张×写一篇“文攻武卫”的文章，张永生说：“文攻武卫”是江青提出来的，我省批林整风时把它说成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手。我认为‘文攻武卫’不仅有国内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反修防修无非是文攻，二是武卫。你从理论上把它阐述一下，写得好，就寄给江青，写不好作为大字报”。张永生还说：“江青的文攻武卫与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相一致，文章要写上这个内容”。张永生抄来了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讲话原文和张春桥的上海民兵指挥部的调查报告给张×作参考。张永生还带张×到杭州市社会治安指挥部×××处了解文攻武卫的成绩。不久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条新鲜经验——重温江青“文攻武卫”重要指示》的文章。张永生看后说，文章写的还可以，但要寄给江青还差点，就作为大字报。经张永生修改后打印散发。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3年由于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经济工作，浙江省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好势头，工业生产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40．6亿元，比上年增长6％。农业产值达到57．61亿元，比上年下降1．1％；工业产值达到82．99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轻工业产值51．57亿元，增长10．6％；重工业产值31．42亿元，增长12．9％。钢产量达到15．5万吨，比上年增长22．4％；生铁19．61万吨，增长2．7％；钢材21．65万吨，增长13．2％；水泥124．01万吨，增长11．5％。

1974年

1月3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十多人在杭州市青年路天津菜馆，一面吃喝，一面商谈准备召开纪念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大会。贺贤春说：“元旦这天我和老张、扒手(翁)就商量定了，1月16日是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七周年，我们要开一个几万人的纪念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再造一点声势。”张永生说：“这次用纪念一月风暴的机会来检阅我们反潮流的力量，也显示我们反潮流的实力，声势要大，人数要多，给省委造成压力，省委如不同意，我们到铁路卧轨去，中断交通，迫使中央表态。”翁森鹤说：“现在我们掌握了主动权，局面已经打开了，春节之前，我们再干一场，要把这个会开得声势浩大，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贺还说：“现在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当场作了分工，有的起草宣传提纲，有的负责组织队伍，有的准备会场。方剑文一派针锋相对也积极筹备召开揭批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的大会，向省委施加压力。省委认为这样有可能诱发武斗，应予制止，派常委分别劝阻。但张永生等人置若罔闻。省委两次打电话报告中央。14日深夜，中央办公厅转达中央首长意见，要省委告诉张永生等人不要召开大会。省委立即派人把中央电话记录送上屏风山，张永生等人避而不见，过后将电话记录看过后按原样封好，派人退回。张永生要人起草一份电报，待游行结束后报中央，主要内容：“省委耍阴谋，扣押电话记录，不及时向我们传达，我们的大会是在不知道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召开的。”15日上午省委又一次派人去屏风山找张永生做工作，还向外地来杭上访人员传达了中央不要开大会的精神。1月15日下午一点半，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拒不执行中央指示，无视省委多次劝阻，在省展览馆广场召开了纪念上海“一月风暴”七周年大会，有几万人参加。会后张永生等人带了队伍游行，游行时散发向中央发的电报，另一方面还散发传单，传单内容：中央电话指示是给省委和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同志的，铁瑛接到电话后不及时直接告诉他们三位同志，共同研究传达贯彻，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铁瑛负完全责任。我们怀着愤怒的心情，揭露铁瑛所搞的阴谋，除向中央报告外，特公诸于众。当晚八点，铁瑛再次找张永生等人指出：中央明确指示后，拒绝执行是错误的。今后必须严肃对待中央指示，动员上访人员回去，不能再这样干了。但他们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诬省委扣压中央指示，要追究省委的责任。并叫嚣省委这样做是“挑动派性、制造分裂”，声称今后还要这样干。

1月7日

杭州市委决定学习上海市利用民兵维护城市革命秩序的经验，建立市民兵组织，确定程忠顺、易成铸、王守仁、李景发、方克、夏根法、沈宝兴等七位同志组成杭州市民兵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市、区民兵组织和筹建市民兵指挥机构。

1月8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米市巷招待所策划，要地县“上访”群众要铁瑛再次接见。在铁瑛去米市巷招待所接见地县“上访”群众的过程中，他们要铁瑛代表省委常委当场交出“书面检查”。遭拒绝，结果铁瑛被非法扣押。至1月10日凌晨5时零5分，在中央的先后两次电话指示后，才勉强放回，软禁长达35小时之久。

1月10日

郭志松(省革委会常委、原省联总常委)、俞光荣、(市革委会常委，红暴)、滕铸、刘英(省革委会常委原红暴派常委)、王则信(省革委会委员、原省联总常委)就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重拉山头，另立指挥中心，煽动地县部分群众来杭上访以及软禁铁瑛同志的事件联名给毛主席、周总理、王洪文写信。并提出要求省委责成肇事者对“非法软禁铁瑛同志”这一政治事件作出公开的检查，动员“上访”群众，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王子达去年12月8日给省委常委的那份“战书”(指给常委的信)中，居然提出，浙江省和杭州市当前关键的问题是谭、铁代表常委能够尽快作出一个高姿态的自我批评。强烈要求批判以王子达为代表的错误思潮。揭露、清算王子达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政治错误和罪行。建议撤销王子达的全国四届人大代表资格，令其停职检查，向全省三千四百万人民低头认罪。郭志松等人的这封信，1月13日被省、市机关部份干部翻印成传单散发。

1月17日

省委批转《省军区党委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同意省军区的意见，仿照上海的办法，抓紧、抓好城市的民兵建设，搞好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组织军民联防。

1月20日

江青派迟群、谢静宜到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批林批孔小册子表示对他们关心。在江青的怂恿支持下，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到处鼓吹，先后组织了数十万人前去“参观”、“取经”，在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参观二十军防化连联系地方实际批林批孔、层层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运动。

2月2日

《浙江日报》第一版整版刊登了二十军防化连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报道。

2月3日

《浙江日报》报道：“省委最近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市委负责人，在杭的中央委员，各地区负责人及工农兵代表，机关干部，师生共一万多人。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主持会议。副书记陈伟达、常委陈冰在会上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省委副书记柴启琨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2月6日

省总工会、贫代会、妇联、团省委、红代会联合召开“浙江省工农兵深入批林批孔誓师大会”。省委、省革委会和驻浙部队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二十军防化连代表应邀在大会上发言。

2月7日

杭州市三万余工人在展览馆广场召开大会，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会后，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上街游行。

同日

杭州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全体组、办负责人发表强行交印、罢工的公告。公告指出，1973年3月成立“口”是市委遵循孔老二“克己复礼”和搞分裂的产物。从2月7日晚上八时三十分，将生产指挥组的公章当面交给市委分管经济工作的副书记周峰。凡有关生产指挥组的一切事宜，请直接与周峰联系处理。

市委常委分别召集革委会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办负责人会议，宣布经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自从设“口”以来，存在许多问题，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影响了各项工作，即日起，撤销“口”的设置，市革委会政工组、生产指挥组继续行使职权。

2月11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正式成立。(市委发了(74)9号和12号文件和任命名单。办公地点在市委群英路招待所、市工人文化宫。4月份强行占了省劳动局办公大楼。贺贤春为党委书记兼领导小组组长。下设办公室、政治工作组、治安组、军事训练组。)

区、县建立民兵指挥部分部，厂矿企业建立民兵团、营、连、排组织(大约1月27日晚上，翁森鹤、贺贤春叫我和余××两人，到屏风山地下室，对我们说：中央162号文件下来了，省军区要想成立民兵指挥部，他们一成立，我们又要吃苦了。我们同王子达等人商量好了，要抢在省军区前面把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成立起来，由夏根法搞筹备工作。王子达要我们代市委起草一份关于成立筹备小组的文件，今晚你们连夜写出来，内容按照中央162号文件和上海的经验写一个宣传提纲，明天我们就叫市委发文件，时间要快。我同余在夏的参加下连夜写好了文件和宣传提纲，市委2月21日发了(74)9号文件，成立了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据宋××交待)。

2月12日

杭州市委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农村批林批孔小组的通知》。《通知》提出，杭州市城市批林批孔小组由邱强、周峰、程忠顺、王棣荣、贺贤春、翁森鹤、俞光荣、王元海、岑幼花、杨菊芳等十位同志组成；杭州市农村批林批孔小组由王醒、陈侠、谢国相，郑银法、赵希忠、余建英、赵乐英等七位同志组成。

(注：杭州市系全省最早成立“批林批孔小组”的市)。

2月15日

杭州市革委会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市委负责人作对批林批孔的认识问题以及关于复改组(即恢复市革委会四大组)的报告。在市委主要负责人支持下，以杭州市为样板，“冲口复组”，“以市促省”、“以市压省”，张永生等请市革委会原“市机总”头头到省级机关介绍杭州市“冲口复组”的经验。在原“省机总”造反派等人多次串连酝酿，2月上旬，省级机关在杭州饭店小礼堂聚集三十二个单位的代表二百多人，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谭启龙、铁瑛、柴启琨、蒋宝娣、张永生、华银凤参加。原政工组负责人指挥造反派等人向省委提意见，说省委“诱发了一股右倾思潮，否定了革委会，四大组靠边站，提出要恢复四大组。指名要沈策、孟昭玉、成秀等人回政工组工作，柴启琨当场表态支持，并说：“浙江是存在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复辟思潮。要谭启龙、铁瑛接受群众批判”。一部分造反派，到大华饭店走访赖可可，赖可可当场表态支持同意同志们的意见，还说：“省革委会的一些组、办机构在‘两否一倒’中被撤销了的，应当恢复过来”。在省委书记赖可可、副书记柴启琨的支持下，省级机关逐步宣布恢复原来的大组形式，重新调回，任命了组、办的负责人(“冲口复组”的意思是：革委会成立后，下设四大组：政治工作组、办事组、保卫组、生产指挥组，72年以后，部分改为口，如财贸口、组织口等)。

2月21日

14日晚至19日上午张来根(红暴派)纠集三百余人，强占杭州市解放街和延安路招待所。19日，杭州市委要求省委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严肃处理为首者。同日，省委批示同意杭州市委的意见，责令张来根迅速撤出招待所，归还一切财物；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五条意见。2月20日晚，贺贤春到杭州市委负责人家，汇报攻打《浙江日报》、解放街、众安桥、延安路等三个招待所的方案和准备情况，还讲明攻打前要造舆论，做好宣传工作。市委负责人表示完全赞成，并说可以争取群众，瓦解他们的士气。贺又说省委打电话找他们，有态度不让干，要我们做工作。市委负责人说：“他们就是这一套，解放街招待所的事和他们汇报多次，他们不处理，别人要解决，他们又搞什么名堂，今天家里电话铃总响，也是省委找我，我叫家里人接，告诉我不在家”。2月21日，翁、贺在工人文化宫开会布置攻打招待所的计划。由“民指”负责人调集民兵，翁森鹤在有线广播站作“战前动员”，贺贤春宣读《杭州市民兵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中午十二点以后，部分民兵冒充过路群众，在解放路招待所门前进行挑衅，故意制造事端，造成交通阻塞。三十多个单位的数千名民兵以及嘉兴、绍兴地区的“控告团”数百人集结在浣纱路、工人路、延安路，在大街上见人就打，(三百多群众遭打)宣传车高音喇叭大喊大叫，向几个招待所发起攻击，抓捕200多名群众，招待所的房屋、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攻打期间躲到驻军某师和防化连，攻打结束，他们和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到屏风山，第二天一早回机关召开区、局负责人会议，组织参观伪造的现场，拍摄了所谓现场照片。向中央发诬告电报。

2月25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市工代会”具体商谈3月2日召开批谭、铁的大会。决定以杭州市革工会的名义发电报，邀请各地、市、县委和革委会的领导参加。贺贤春说：“我们在屏风山决定3月3日召开规模较大的揭发批判省委谭、铁的大会，我们三人(张、翁)都要发言，杭州市所有的场子全部租下来，工代会负责发电报，通知全省地县委正副书记，革委会正副主任，工代会负责人参加。2月25日以翁森鹤、贺贤春的名义给谭启龙、铁瑛写信。信中写道：“浙江赴京控告团和杭州工人阶级，准备于3月3日在省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联系浙江实际，批判你们二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风的思潮，以推动浙江形势的发展，你们必须到会，听取揭发批判，否则产生后果全由你们负责”。

2月28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进行了一次“大扫除”，28日晚上调动了四十九个单位，四千五百多民兵，以块为主，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五个临时指挥点，民兵指挥部头头们让临时指挥点带着空白拘捕证随意抓人，一个晚上就抓捕一百零三名群众。

同日

温州市民兵指挥部成立，在郊区成立了四个分指挥部。温州市各区六个民兵指挥部，七十三个武装连、十七个小分队，共一千五百多人(从民兵指挥部成立到撤销共一年零二个月，单从市财政局直接拨款达二十二万元，从市人武部拿去两万元，由各单位开支报销达四十五万多元，等于市人武部三十四年的民兵经费开支的总和。)。温州市和各县所属民兵指挥部成立后，对军分区、人武部搞“打、砸、抢”。对军队采取监视行动，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非法扣押、殴打干部战士。75年初，洞头县“民兵指挥部”把驻岛部队政委戴上手拷，把一个副团长和两个副政委关押起来，打伤团长和干部战士七十多名。事后，制造谎言，倒打一耙。温州市民兵指挥部成立第三天就武装攻打港务局，制造流血事件。民兵指挥部还以“维护社会治安，刮红色台风”为名，先后在本市设监狱二十所，关押过一千一百多人。省委下达撤销民兵指挥部的决定后，还发生镇压群众事件五十七起，打伤群众二百四十多人，打死四人。

3月2日

杭州市工代会和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联合发起召开深入批林批孔，迎头痛击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大会，主会场在省体育馆，人民大会堂、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胜利剧院等处同时举行。大会由贺贤春主持。贺贤春在会上说：在我省出现的这股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新生事物的右倾复辟思潮，是猖獗的、严重的，必须迎头痛击，坚决击退。谭启龙、铁瑛两同志，就是这股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我们要揭发批判。第二天《浙江日报》报道了大会情况。

同日

“控告团”在屏风山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省、市“反潮流”战士参加大会，杭州市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话：“浙江存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这股思潮来自省委负责人，来自谭启龙，谭启龙要把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倒过来，否定浙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等等。《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连日发表了大量支持“反潮流战士”的文章。

3月4日

杭州市在省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翁森鹤和贺贤春从会场上把万进东(杭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赵希忠(杭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押到屏风山招待所，隔离、揪斗了八天(事先贺贤春、翁森鹤写信给市委负责人王子达：我们要把万进东、赵希忠、刘琦三人带到屏风山，要他们认罪。批他们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反对党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政策)。

3月5日

杭州市委常委会讨论批林批孔以及恢复四大组问题。

3月8日

省委成立批林批孔小组。组长：柴启琨。副组长：汪弘毅、张永生、华银凤、翁森鹤。成员沈策、孟昭玉、陈冰、蒋宝娣、莫显耀、贺贤春、吴培生、谢志明、朱后年、王醒、滕铸。省委成立批林批孔小组以前，张永生拟好名单找翁森鹤商量，大讲成立“双批”小组的意义，几天后，省委副书记柴××在六通寺找翁森鹤、贺贤春谈话，与他们商量“双批”小组名单时说，张永生提出要我当组长，我看不好，弄得不好会上当，还是叫谭启龙当组长，我当副组长。翁森鹤对反潮流战士说：“为啥要成立批林批孔小组，主要给大家找个合法地位，否则，你们回到本单位没有理由抓这场运动。如果我们不抓运动的领导权，搞得不好他们又要摸我们的头颈，批林整风时的教训不要忘记。大家先把批林批孔抓起来，争取主动，以后还要搞老中青三结合，要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我们首先要考虑输送参加这个小组的一些同志。如何筹建批林批孔小组，一是要反潮流骨干占多数，党委成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孔老二不要，‘小绵羊’不要，要挑选那些会吵吵蹦蹦，敢于和党委唱对台戏的，二是批林批孔小组干什么?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搞批林批孔，大的问题提交党委通过，但自己应该有主动权，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大胆领导，三是对于原来由党委搞起来的批林批孔，可能大部分是不理想的，里面肯定老模范、‘小绵羊’多，对这种批林批孔小组，我们不予承认”。

3月9日

张永生给江青、王洪文写信告状“在谭启龙、铁瑛两同志带头诱发下出现这股反动思潮，在全省确实造成了严重恶果。现趁莫××去北京参加中央工农委员学习班之便，先把文艺、教育、新闻和干部路线方面初步揭露出来的问题，整理了四份材料送首长一阅，其他方面的问题，容后整理上报”。

3月10日至7月1日

张永生先后给江青、张春桥写信声称浙江执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已经回潮，被批判了的儒家文人画，重新在一些宾馆、饭店出现，封资修的洋画、古画又香起来了，我们正在搞反映儒法斗争的有关中国美术史资料，搞好后立即向您汇报等等。

3月10日

批林批孔开始不久，原温州地区主要负责人策动温州地、(市)县常委到杭州，给省委施加压力，推翻省委(72)19号文件。并由他们自己起草，强迫省委3月10日发一个(74)15号文件。(即为原温州地区、市委负责人平反恢复职务)。

同日

省委决定：翁森鹤任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主任，并参加省革委会政工组党委为委员；孔韩茂任省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何平吉任省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显通任教育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

3月12日

《杭州日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杭州市第三中学高二(4)班一个学生的来信和评论员文章。这个中学生来信的题目是《不管阻力多大，定要一反到底！》信中说：“在我们教育战线上，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看不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性，他们不敢或者反对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联系学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成了运动的阻力。拿我自己来说，就遇到了三次写大字报，三次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但是，不管阻力多大，我们是要斗争到底的”。《杭州日报》为这封信，发表了题为《痛击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进攻——再论支持革命小将反潮流》的评论员文章。

3月13日

温州市部分民兵武器被抢，16日中央、中央军委给省军区发电报，命令收缴武器。省军区党委当即派副政委杨吉林带领工作组去温州收缴被抢武器，17日即把被抢一百二十四件武器收回一百二十三件，只有一枝步枪没有收来，这枝步枪就在温州市民兵指挥部头头杜××手里，翁森鹤等人指使他不要上交。王洪文明明知道情况，22日又下一道命令要全部武器都要收缴，说省军区不执行命令。3月16日王洪文打电话给谭启龙，主要内容：—、浙江两派头头，一不批林批孔，二不批陈励耘、南萍，有些人到工厂、农村去搞串连，抢枪、抢物资、抢车辆等。二、省委，特别是省军区，不坚决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两次收枪命令，是错误的，必须向中央、中央军委检讨。三、省委里一些主要负责人到外地养病的，应当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同群众一起批林批孔。四、在批林批孔的同时，要注意安排好工农业生产。20日温州的姚国麟抢枪还抢了一只船，要从海上跑掉，已经不是一般的错误了，要军区把他抓起来，拘留在省里。3月21日王洪文办公室又来电，把两派头头改为两派某些头头。

3月17日

郭志松等人以汇报团的名义贴出海报，3月17日要在省展览馆广场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工农兵群众批林批孔大会。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在屏风山召集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头头商议，并得到市委负责人的同意，准备冲大会。省委为了避免两派发生冲突，多次劝阻郭志松不要开大会，并下了三点指示。郭志松等人不听劝阻，也不执行省委三点指示，于17日下午1时在省展览馆广场开大会，郭志松在大会上指名道姓批判省委主要负责人。“市民兵指挥部”几个主要头头亲自指挥，开了十多辆装着民兵卡车冲会场，抓人打人制造了“三·一七流血事件”。一些对“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暴行不满的群众，到“杭州市民兵指挥部”驻地说理，引起过往行人围观。夏××等人向市委主要负责人告急，经同意，他们调集大批民兵，对延安路、湖滨一带实行大包围，抓捕群众四百多人。18日王洪文给省委来电要省委转告郭志松，省委不同意开的会他自己开，全部责任由他负，为翁森鹤、贺贤春策划冲大会，抓捕群众开脱。

3月

翁森鹤在杭丝联：大搞“双突”的试点，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突击发展党员97名，突击提拔干部116名，把原来党委、总支的第一、二把手统统换掉，22个支部书记换掉20个，与此同时，把他的一些亲信、打手拉入党内，提到各级领导岗位。翁森鹤一伙还以省批林批孔小组名义，组织了三千多个单位，十万多人到杭丝联参观，推广经验。翁森鹤说，要在政治上把老干部，老党员打得晕头转向，乘他们还没有醒过来就动手，对老干部打不倒的赶跑，赶不跑的也要搞臭，要弄得他们不愿意干。现在是搞组织建设的有利时机，不能错过，要在组织上站住脚，否则辛辛苦苦又是一场空。把厂里所有的反潮流党员骨干，充实到组织部门，今后可以把阿卯哥的组织问题解决掉。我自己也准备到现场去看看。支部大会讨论通过那天，你们打电话给我，我来督战坐镇。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翁森鹤又圈定名单，强迫党委打报告充实新干部。翁讲：党委里新干部最少占60％左右，第一把手一定要新的。翁森鹤采取封门抢图章的办法冲击厂党委，然后由他们举办党委成员学习班，以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为名，把老干部“挂起来”、“靠边站”，责令他们写检查，作检讨。然后从各车间、各部门，从党委到总支、支部，几乎进行了“大换班”。

翁森鹤篡夺了杭丝联党政财文大权，成了杭丝联的太上皇，事无大小，都要由他说了算。翁森鹤说：“杭丝联是我翁森鹤自己搞的样板，丝联是阿卯掌权的唯一样板，影响很大”。翁森鹤篡夺了厂的领导权后，实行“法家治厂路线”(所谓法家治厂就是对不同观点的群众和干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杭丝联在翁森鹤操纵下，私设公堂，抓、押、关、打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采用“扁担打”“剃光头”，批、斗以及双开除来惩罚人。“砸破庙”“请财神”，抓人后，把被抓人家里东西打光。翁森鹤的观点是：“把他们脚手敲断，以不死为标准”。

杭丝联党委揭发：

翁森鹤在我厂搞“双突”样板。1974年第一季度全厂共突击发展党员97名，把曾包庇反革命分子拘留6个月的×××拉入党内任公安局副局长、厂党委书记。发展一贯赌博的×××入党任厂党委第一副书记，曾劳教过的坏分子×××拉入党内任丝织车间党总支副书记，日本汉奸儿子，因破坏生产记大过处理的×××拉入党内任印染车间总支第一副书记，从厂部、车间突击提拔116名干部，22个支部书记，被撤换20个。“法家治厂”被关打23人，被砸破庙10户之多。

3月19日

翁森鹤、贺贤春给市委写信，伸手要60个官。信的全文：王子达、王醒同志并市委：毛主席指示的老中青原则，杭州市委一直抵制，党的十大以后又是半年多了，还迟迟不执行，今天再一次提出，兹送上敢于反潮流工人代表六十名，要求你们迅速研究，并请三天内落实解决。1、充实市委常委九名；2、政工组副组长王元海(市革委会委员、工代会常委、工宣队负责人)、谢国相(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常委、)、李金荣(省委委员、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郑银法(市委委员、贫代会负责人、郊区区委常委)、王竞(市革委会委员、市革委会报道组长)等十人为市委常委，其中翁森鹤、贺贤春、朱香娟为副书记，倪巧云为市革委会副主任。

3月20日

杭州市委书记王×到杭州警备区作报告，要警备区发扬反潮流精神，积极起来揭开省军区、警备区的阶级斗争盖子，在批林批孔中立新功。

3月26口

浙江省召开“三全会”(省委全会、省革委会全会、省军区党委全会)。这个会是王洪文提出仿照江西的做法，为解决浙江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在花港饭店举行，会议从3月26日一直开到8月上旬，经历了三个季度，四个多月，共133天，是浙江历史上开得最长的会。会议实际上由王洪文、省委副书记柴××、张永生、翁森鹤等操纵，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方法，在会上集中批铁瑛、夏琦、陈伟达等是“复辟势力代表人物”，批判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时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把会议上的情况捅出去，又发动机关干部给三全会送大字报。会议期间，王洪文遥空指挥，接连打来十多次电话。电话的主要内容有：省委的同志生病也要到会，省军区领导不执行中央指示；要限期抓到姚国麟，涉及军区上级领导的人也可以揭发等等。

3月28日

省委关于恢复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的通知，省委决定，恢复浙江省革委会办事组，停止浙江省革委会办公室的活动。恢复原办事组政治工作办公室、《浙江通讯》编辑部、写作组的机构。原办公室下属单位不变，改属于办事组领导。

3月底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三个人列席省委市委后，张永生向省委提出，他要管干部，并提出了50名反潮流战士名单，指名道姓地要求充实四大组。贺贤春还说，省里主要是政工组、办事组两个大组，张永生、翁森鹤把政工组管牢，他自己要控制办事组，省里可以直接同中央联系，是很重要的，各大组都要有我们的人掌权。在省委个别人以及政工组领导支持下，基本上都落实了官位。

3月31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联名印发了揭发铁瑛、夏琦的材料，全文六万多字，分四个部分，标题是《揪出铁瑛、夏琦！揭开盖子!查清黑后台!》。下面附材料节录：

“有些混进我们革命队伍的人，硬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紧紧捂盖子，并且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反攻倒算，妄图改头换面，在浙江实现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和南萍未能实现的复辟迷梦。根据现在初步揭出来的严重问题，足以证明身居省委、省军区党委要职的铁瑛、夏琦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同陈励耘、南萍是一丘之貉。

现在铁瑛、夏琦在作了充分表现之后，狐狸尾巴已被广大军民抓住了，狰狞面目也已暴露出来了，彻底砸开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阶级斗争盖子的时候到了，把铁瑛、夏琦揪出来示众已是全省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

同日

张永生等人在屏风山召开骨干会议。张永生在会上说：我们过去只搞阶级斗争，冲冲杀杀，夺了权不会掌权，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多数造反派还不是党员，有许多事不好办，是吃亏了。他提出：现在我们要改一改，第一步是新干部都去上班，不要在社会上游荡；第二步是发展反潮流战士入党；第三步就是要解决老中青结合问题，各级班子中新干部要占多数，这样就不怕反复，造反派就可稳坐天下。党政财文大权，我们不夺谁来夺?我们就是要夺权，要做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避嫌。我们上屏风山的都是反潮流骨干，好象红军老干部上过井岗山的一样，历史上是有地位的。在屏风山即将下山的时候，张永生、翁森鹤对他同伙说，我袋袋里官帽多得很，谁要当官自己报名，自己填表(这样三百多人都填了表，下山后都当了官。)。

4月3日

杭州市委常委就翁森鹤、贺贤春提出给60名反潮流战士落实官位的名单进行了正式讨论，翁森鹤、贺贤春亦列席常委会进行监督，最后市委常委会通过落实了这些官位。杭州市委发出(74)25号文件，吸收翁森鹤、贺贤春、朱香娟、倪巧云、夏根法、王元海、谢国相、李金荣、郑银法、王竞十人为常委，以及政工组20名；生产组20名；办事组10名；公安局10名。

4月5日

“温联总”头头姚国麟被抓，送省审查。

4月7日

王洪文以中央名义打电话给“三全会”(所谓四·七指示)有意将省军区副政委夏琦同志的“同志”二字去掉。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心领神会，说：“王副主席亲自定性了，现在是敌我矛盾了”。于是把夏琦同志定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九、十次路线斗争的漏网份子”。“是混入解放军内部的阶级敌人”，是“修正E主义分子”，非法停止夏琦军内外一切职务，成立了夏琦专案组，让正在受审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来揭发夏琦，甚至参加了夏琦专案组。把夏琦关在花港饭店里四个月，规定了三个不准。不准到军队医院看病，不准向中央写信，不准回家。多次去夏琦家查抄1973年11月南京军区召开两级书记会议，许世友和其他领导讲话的纪录本。王洪文背着中央打电话给张永生、翁森鹤、要他们继续揭批“军队上级领导”(指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许世友想搞三省压上海，搞独立王国，浙江的问题在南京，夏琦在前台表演，后台有指挥捧，要挖夏琦的黑后台”。在“三全会”期间大会小会逼夏琦交出本子，还说：“叫你交本子，就是给你立功的机会”。(1973年11月4日南京军区召开两级书记会议(省军区副政委夏琦参加会议)，南京军区领导曾在会上讲：现在一切在党领导下，不是在党领导下搞的，是不合法的，我看是奇怪的。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原则，我们要顶住歪风邪气，什么反潮流，不应该看风向，不去搞派性等等)。

4月8日

省委、省革委会举行批林批孔报告会，张永生主持会议，谭启龙、柴启琨、翁森鹤在会上讲话。会上点了省军区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负责同志的名，于是全省立即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党乱军浪潮。几天内，各地、市、县纷纷召开“三代会”，层层揭军分区、人武部的阶级斗争“盖子”，层层揪“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

同日

杭州市委召开民兵政治工作会议，《杭州日报》报道代表“狠批克己复礼，切实加强城市民兵建设”。到会代表学习了上海城市民兵工作的经验，决心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杭州日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同日

杭州市委重新成立市委批林批孔小组，撤销原城市、农村批林批孔小组。重新任命领导小组组长：王醒，副组长：汪石川、邱强，成员：谢国相、夏根法、王元海、郑银法、王竞。

同日

市委决定，岑幼花任法院副院长、核心小组副组长。黄荫堂任民兵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詹培灿、董顺泉、孟志南、虞和旸、王子华增补为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4月18日

《浙江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燕雀安知鸿鹄志》——驳“反潮流就是想当官”。文章中谈到“一心想当官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无私才能无畏。只有出以公心的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才具有反潮流的胆略。资产阶级的‘燕雀’在气势磅礴的革命运动面前唧唧喳喳地哀鸣吧!无产阶级的‘鸿鹄’将迎着急风暴雨，展翅飞翔!”。张永生在花港招待所对《浙江日报》工作人员×××说，你们报上那篇文章(指《燕雀安知鸿鹄志》)有错误，我们反潮流就是要做官，做官就要掌权，不做官，官都让复辟派去做?反潮流不懂得掌权，就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4月19日

卜长春(原铁路工人，省联总常委，后反对省联总，69年10月被隔离审查)74年4月19日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

4月20日

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布置春耕生产，要各地区、县尚未召开“三全会”的暂缓召开，省“三全会”告一段落。

4月27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屏风山招待所小会议室召集反潮流的骨干会议，翁森鹤说：“上了山的，乌纱帽有的是，现在官帽儿都在我这里，谁要当官到我这里登个记，我是小本生意不做的，要做就做大生意。”并说：“省委常委已开过会，先进50人，我们作为推荐，今明大家填好表格，争取明天把表送上去，月底政工组党委研究，大家提个志愿，高高兴兴地去，搞哪个部门合适，尽量满足大家要求。”翁森鹤还鼓吹“阿卯唱新歌。我们这些阿卯哥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反潮流的考验，在思想上早已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了，现在只不过履行一下手续而已。”“你们在座的有多少不是党员，没有官儿的，把手举起来看看。”翁森鹤还说：“纱帽有的是，喜欢到哪里工作，自己先报。”并当场要大家填登记表。杭州市民兵指挥部是他们“双突”的重要阵地。他们提出要象老母鸡孵小鸡一样，一批一批往外送。只要翁森鹤、张永生、贺贤春点个头，就可以到“民兵指挥部”飞过海入党。有一个翁森鹤身边的人，几天内，在市民兵指挥部“飞过海”入了党。又当上了杭州市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做了别人“飞过海”的入党介绍人，连他自己都说“入党做官这样快，象做梦一样”。

4月

市委负责人×××反对省委负责同志关于不要层层揪斗干部的讲话和省委有关文件。在他授意下，杭州市委发了(74)59号文件。市革委会还发了简报“不搞好基层运动，就不能彻底粉碎右倾复辟思潮”。杭州地区大批干部遭批斗、停职、隔离，绑架和强制劳动。

5月4日

温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说：“要看觉悟高，就看打人凶，不管你革命几十年，要看你坚持火线这几天。”还说：“造反有功，入党有份，当官有理。”“四大组是新生事物，一定要恢复。”市委负责人说：“这次我们也要先抓班子。”×××从杭州写信给温州×××，布置“双突”，信中具体交待：“地委常委要充实新生力量”，“民兵指挥部、三代会、××厂的骨干输送上来后，对路线觉悟高，反潮流精神好的，也要注意培养，充实这些单位”(全区突击入党5032人，突击提干5127人，全省“双突”第一名。)

5月5日

杭州市级机关党委书记×××传达市批林批孔小组意见：决定连续召开“批二陈一万(陈侠、陈安羽、万进东)会议”。

同日

《杭州市批林批孔小组调查简报》第一期指出，“从第一次省专案工作会议，看铁瑛、夏琦的险恶用心。铁瑛、夏琦大造翻案舆论，带头诱发右倾复辟思潮，歪曲中央指示精神，转移斗争大方向。”

5月8日

翁森鹤给市委书记王醒等写信。主要内容：深入开展批林批孔以来，最近从省委12号文件和省电话会议后，有些不同理解，有的甚至掀起翻案妖风，有的跃跃欲试，克己复礼。我与老贺(贺贤春)商量，是否在本月13号上午在体育馆召开形势报告会，我们三个人都讲一下，以市批林批孔小组出面发票。

5月6日

省委关于成立省委调查组的通知指出，根据省“三全会”会议上的揭发，铁瑛同志和夏琦领导的省委专案组，在领导专案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专案工作的方法上存在严重问题。为了彻底查清这些问题，经省委研究决定，成立省委调查组。特通知如下：一、发动和依靠群众，把专案组的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起来。二、专案组应立即向省委报告全部档案材料的清单目录。三、为了保证调查任务的完成，调查组可以查阅专案组的任何材料。四、调查组的政治学习、生活管理、经费开支等由省革委会办事组负责。五、调查组由成秀同志为组长，朱方敏、王积林、张文才、高碧虹同志为副组长。(4月16日，由柴××、贺贤春以及“杭州民兵指挥部”人员参加的“反清查”，为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翻案，对省专案组进行反清查。并擅自停止清查工作，对专案组同志隔离审查，强行拿走专案材料，还编造谎言、颠倒黑白，把原南萍、陈励耘、张永生、林岗等人整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诬陷“省委专案组搜集、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材料。把清查陈、南、熊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污蔑为否定浙江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是翻案组、复辟组。他们自成系统，不经省委讨论，就把专案组的所谓调查报告，送给王洪文等人。同时，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还把地、县的清查工作机构，打成非法组织，派人审查，或由民兵指挥部接管。专案清查材料，作为黑材料，勒令交给批林批孔小组，对工作人员进行强迫交待，非法审查，严重破坏了全省的专案清查工作。)

5月7日

关于建立中共杭州市工代会总支和中共杭州市市级机关委员会的报告，市委批复同意。

(倪××交待：市工代会一共十名党员，为了好解决突击入党成立了总支。贺贤春对我讲：工代会工作人员反映，跟我们七、八年到现在还没有入党，他们思想很乱，否则工代会会成为空代会。工代会要建立总支，我马上叫机关党委批下来，你当总支书记，第一批把各组正副组长纳进，第二批把工作人员纳进。总支成立后，在工代会总支以飞过海的手段，一共发展了三批共四十人。)

5月11日至12日

张、翁、贺一伙“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准备下屏风山。为庆祝反潮流的胜利，他们发红卡，拍照片，大搞庆功“百鸡宴”，整整庆贺了两天，共计酒席六十二桌，特别是5月12日这天，又开“庆功大会”，又拍大型照片，又搞“百鸡宴”，大小车子几十辆，上上下下，盛况空前。宴会上，有的抢酒，有的祝酒，先是给几个“山大王”祝酒，到后来是强行灌酒，甚至是几个人揪住一人的膀子和头发把酒倒灌进去，丑态百出。同时还发布“内部消息”，张永生、翁森鹤要当省委书记、省军区副政委了，有的干脆称他们“省委负责同志”。

5月12日

省军区党委成立了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各分区成立了办公室，掀起了批斗省军区副政委夏琦、参谋长候建新、政治部主任尚平安等同志，在部队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人物”，搞乱了省军区机关和部队。(省军区内部的造反派在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的唆使下四处串连、积极策划，成立了省军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批林批孔小组的名单是张、翁亲自圈定的，要省军区党委接受，并规定了一个也不允许变动。省军区广大指战员反对成立批林批孔小组，抵制他们提出的名单，斗争持续了一个月，最终还是成立了，并强行规定：省军区团以上单位都要成立批林批孔小组和办公室。批林批孔小组成立后抛开各级党委，自成系统，发号施令，夺了各级党委的权。在内部划小圈，搞单线联系，直通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

5月13日

翁森鹤在杭州市批林批孔形势报告会上讲话。浙江工人报上刊登了翁森鹤的讲话，全文共三版半，公开点名批判铁瑛、夏琦、陈伟达。

5月15日

杭州市“三全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

5月16日

省军区机关“反潮流”战士，在省军区一个副司令员的支持下，按照翁森鹤、贺贤春的部署，到南京军区送大字报，提出浙江问题的根子是南京军区，并要求1、到南京后要与新华社记者挂钩，每次活动都要有记者在场；2、大字报要贴出来；3、随时和杭州联系。

同日

《浙江日报》刊登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的署名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纲领——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5月17日

贺贤春在花港招待所接见省军区的反潮流战士，并说：省军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未揭开，要反潮流战士揭，揭不开就砸。要反潮流战士团结好，我们是搞路线斗争的，不搞个人的恩怨，省军区吃亏就吃在搞报复主义。18日至22日，省军区十五名机关干部带着省军区党委介绍信，分三批到南京军区送大字报，企图搞乱南京军区机关。

同日

杭州市“三全会”举行会议，主要是批判、揭发杭州警备区领导人的问题，以及“二陈一万”的问题。王醒在市三全会上讲话，主要内容：揭开杭州市警备区的阶级斗争盖子，并定25日大会上点名批斗市委和警备区负责人，进一步揭开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7月5日谭启龙就杭州市擅自召开市三全会等问题致杭州市委的信。信主要内容：一，你们的会议揭发批判“两个否定”的反动思潮是必要的，但传达提纲有些提法界限不清，而且点名过多。前段时间我省出现的“两个否定”思潮，根子在林彪反党集团，责任在省委某些领导，特别是我。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入揭发批判林彪死党陈励耘和南萍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同时揭发批判以夏琦为代表的右倾翻案思潮，揭发批判我和铁瑛、陈伟达同志的严重错误。除了个别“李铁锋”式的人物或本身就是坏人以外，……不要搞层层检讨，人人过关，不要轻易采取组织措施。二、杭州市委召开“三全会”，对于会议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问题，事前都没向省委常委打招呼，会议过程中没有简报，会议结束后，也没有报告，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你们对我在4月20日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有不同看法，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可以贴大字报，但是市委用正式发文件的办法进行批判，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同日

张永生给江青写信，信中写道：六年前的今天，正是你和姚文元等人接见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今年一月，你派谢静宜、迟群到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书，点燃了全国、全省批林批孔的烈火。……，全省批林批孔的烈火越烧越旺，形势大好。……关键时刻王副主席表代中央及时给我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给我以极大的鼓舞，为我们冲破阻力、胜利前进，指明了方向。

5月26日

省委、省革委会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大会”。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杭州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以及数万军民参加大会，大会由张永生主持，翁森鹤、沈策，候建新、贺贤春、陈冰、姜汝旺、刘英等在会上发言。大会要求联系浙江阶级斗争实际，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在浙江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

6月

王洪文打电话给省委，指名要翁森鹤列席省委常委会。

6月10日

杭州市批林批孔小组召开会议，提出陈安羽、陈侠、万进东三人问题的严重性及目前的态度，上报省委要求对他们进行停职审查。12日，杭州市委向省委汇报：市“三全会”强烈要求陈安羽停职，陈侠、万进东停止常委活动。

6月21日

省革委会政工组举办的“批林批孔展览”在浙江展览馆开幕。

6月24日

省市数十万人再次集会，斗争姚国麟，会议由翁森鹤主持，张永生等发言。杭州市委第一副书记汪石川在会上讲话。

7月4日

中央下达了指示：领导班子增补问题“暂缓办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一伙当时还在大搞“双突”的热浪头上，暴跳如雷，大叫：在权的问题上决不避嫌，不怕别人说“你们要权”，决不被那些流言蜚语束缚自己的手脚。翁森鹤公开漫骂：“有些人讲老中青三结合的工作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这是屁话！”张永生也公开责问省委：“要缓到什么时候?象我这样的要不要增补？”贺贤春则猖狂叫嚣：“省委准备下一个暂缓办理，停止提拔纳新的通知，被我们几个人顶住了。”

7月20日

杭州市委向省委报告，吸收谢国相、夏根法、王元海、郑银法、王竞、朱香娟参加常委活动。

8月11日

7月底，社会上开始出现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以及“杭州市民兵指挥部”的大字报，他们派民兵混入群众里面，对贴大字报的人跟踪盯梢、抓捕和毒打，仅8月11日一天，就有三十余人被抓。

8月24日至11月5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盗用省委名义，在屏风山办了一个“强制性学习班”，关押了17名抵制张、翁、贺一伙的群众。这些“学员”全部由“杭州民指”派出的7名全副武装人员看守，有15名联络员和30名特工人员负责“教学”和审讯。这些“学员”在“学习班”中从开始到结束，除了关押、受讯，没有正式学习过一天，而且无时无刻不受到严密控制。他们给“学员”规定了“六个不准”：不准家属探望，不准互相走动，不准移动床位，不准高声讲话，不准关门熄灯睡觉，不准同招待所工作人员接触。甚至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有人看管，“学员”们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10月17日至26日

省委召开有地、市委书记、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省属厂矿和省级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确定：要迅速、广泛地组织全省干部和群众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在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的指示和中央(74)26号文件。

11月10日至12月20日

省委接中央电话通知，谭启龙、铁瑛、赖可可、莫显耀、蒋宝娣、方剑文、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张旗到北京办学习班。12月初王子达、王醒、栗彬成、候建新也到北京。莫显耀、蒋宝娣两人向谭启龙提出要他向中央请示增加郭志松、王则信，被谭拒绝，莫、蒋说，你不请示，我们直接向王洪文请示。谭启龙向王洪文请示后增加郭志松、王则信。在北京学习期间，翁森鹤打电话回来说：双方都吃了批评，对我们批评比较多，要准备大反复，民兵要加强。张永生打电话回来说：抓的人要放，早放早主动，迟放被动，不放反动。方剑文打电话回来说：主动撤出省委大楼(11月16日，方剑文等人为了给中央解决浙江问题施加压力，他们串连了杭丝联、杭钢和地、县十多个单位的部分群众，以及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共二百余人，多时达五百余人，占领省委大楼主楼，长达20天之多)，不要被人利用，最迟今天下午(12月5日)五点前撤出(大楼人员三点半即撤出)。长兴县抢枪，我已向中央检讨，继续送材料；市委负责人王子达问题严重。要在杭州公布被抓名单。在北京办了四十多天学习班，张永生、翁森鹤等人和杭州通话50多次，有的长达74分钟。张永生还通过冯××以及和冯接头，有些情况再由冯转告倪巧云。以及指使夏××立足基层，各自为战，收住阵脚，集中值班，修筑工事，制造事端，破坏生产，杭州民兵不能停止活动。办学习班期间，倪志福批评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你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目无组织，目无中央，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12月6日谭启龙来电：金华地区革委会负责人李×，要到群众中去，躲起来不是马列主义。民兵武器封存，停止武斗。

11月20日

浙江机械厂原来的基干民兵贴出大字报，要求撤销杭州民兵指挥部和市批林批孔小组。杭州化工厂工人在市化工局门口，架上扶梯贴“撤销市批林批孔小组”、“撤销派性组织市民兵指挥部”的大标语。

《浙南兵团大批判组》贴出油印小报，其标题是杭州市批林批孔小组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浙江大学工农兵学员、工人、教师、干部贴出“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的双批小组，必须立即撤销”，“浙江要安定，人民要团结”；“加强城市民兵建设，撤销派性组织杭州市民兵指挥部”等标语。杭丝联工人贴出标语：“反对迫害，反对压迫，还我四大，还我战友”等。

11月27日

省委通知各地、市、县委、省军区党委、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时党委、省属各单位党委(党的核心小组)，谭启龙、铁瑛、赖可可同志于11月24日从北京来电，我省各级领导班子的增补和充实，全省组织工作座谈会以后，至今尚未停止。对此，干部、群众给中央来信，来电较多，我们意见，这个问题要在深入批林批孔、分清路线、分清是非、确实增强革命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望根据中央组织部7月4日传达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目前全国正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对领导成员增补，暂缓办理。你们可以注意了解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待运动后期再考虑。省委认为，我们过去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有严重错误，现在必须坚决执行。还有，在发展党员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应该按上述精神办理。

11月29日

省委关于三个重要问题的通知：一、关于提干，纳新问题。中央已经有过多次指示，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已经不是一般工作中的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这样去建党，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是违反党章的。有些人目无组织，目无中央，是极端错误的，自本通知下达后，再继续搞的，一概无效。二、关于停止武斗和放人问题，省委已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多次通知你们了，请认真检查，坚决贯彻落实。再不认真执行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的政治态度问题了。三、对于被抢走和失散的武器，省委责成军区、警备区、军分区、人武部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坚决收缴。对于民兵武器除边防、海防值勤的以外，由各级党委和省军区、警备区、军分区、人武部做好工作，就地封存。

11月30日至12月2日

11月30日下午市委农办干部×××在市委大门口张贴了《我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12月1日上午被撕，12月2日××又写了一张《给小丑们的回答》大字报，主要内容：“省委以×××为首、市委以王××、王×为首的领导应该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执行分裂主义的错误路线要公开检讨认真纠正，立即撤销市批林批孔小组，改组市民兵指挥部。”

11月30日

上午六时二十分至九时三十分，王洪文接见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给他们打气说“不要躺倒不干”，“希望你们支持省委工作”等，王洪文还说：温州有三号人物“第一号人物姚国麟，第二号×××，第三号×××”。(张永生插话：第二号×××，第三号×××他是个学生。)

12月1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开了六卡车民兵到杭州市东风厂。第二天群众到市里找王子达、邱强要他们保证干部、工人的人身安全。外单位人不得干涉厂里事务。

同日

杭丝联原“红暴派”，扛着“杭丝联”的大旗，举行游行喊着“还我四大自由”。“双突”一律无效，砸烂“杭丝联修样版”口号。并贴出关于召开纪念12·2指示发表七周年大会的海报。

同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唆使一些人借口四届人大代表人选问题冲击省委常委会。

同日

张永生给王洪文写信“您的指示给浙江问题分清了大是大非，准确地指出浙江问题的症结所在，完全正确，非常正确，语重心长，听了后久久不能平静。

12月3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驾驶员俞××开了一辆大卡车闯红灯，民警进行劝阻时，遭到殴打，引起交通阻塞。事后经过策划倒打一耙：一方面由杭州市委正式发了157号文件向省委报告《关于交警大队上城中队部分交通民警罢岗事件的情况的报告》，另一方面由市民兵指挥部指定×××、×××两人起草一份“罢岗事件专期”的简报，造舆论。简报指出“交通阻塞、秩序混乱、流氓、阿飞活动猖獗，是杭州市建国以来第一次民警罢岗事件”。(12月12日，杭州市委关于交警大队上城中队部分交通民警罢岗事件的情况报告：12月9日上午十时左右，市公安局交通民警大队上城中队部分交通民警，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罢岗。……至下午四时后，几条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的交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罢岗的交通民警已于12日上午复岗，市民兵指挥部顾全大局支持市公安局党委决定，对驾驶员俞××拘留教育。)

12月14日

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北京学习班期间，联名给王洪文写信，原文摘录：最近，我们在几位秘书同志那里看到从浙江各地以及杭州方面打来的电话、电报和寄来的信件，知道了一些社会动向，深为浙江形势可能会出现再次反复而耽忧，但提到你的指示：浙江不能再“翻烧饼”了。出以公心，我们想再向您反映一点看法。我们现在是否应该考虑，关于批林批孔小组撤销后，基层单位的那些成员，可能会被指责为擅离工作岗位，扣发工资，并且加上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罪名，有些单位和地方因此会揪斗一些新老干部，对下面已经提干、入党的那些人，可能会出现宣布一律无效，重新审查、靠边站的现象，使之不少基层单位又处于运动初期的瘫痪状态，宣布民兵停止活动……。

12月25日

王洪文在谭启龙、铁瑛汇报浙江工作时，无理指责谭启龙、铁瑛没有狠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纠缠了历史旧账，批了文化大革命，批了部分干部和群众，使一派受压，犯了严重错误。他继续支持张永生等人，支持他们“反潮流”，并把“双突”错误主要责任也推在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身上。谭启龙、铁瑛被迫作了多次检讨。

12月27日

根据谭启龙、铁瑛北京来电和中央组织部关于“对领导成员增补，暂缓办理精神，省委发出通知，制止突击提干和突击入党”。

12月28日

杭州市委向省委报告。根据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精神，市委常委对11月31日市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两点指示”情况报告》(即有关执行8·11事件中抓起来的一些人和其他几个人的处理问题意见)，作了重新研究……，拟将这些人全部释放。

12月29日

杭州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市委批林批孔小组的通知》，根据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市委批林批孔小组即日起撤销。

12月31日

1974年12月上旬，张永生来金华，与我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策划建立了金华地区民兵指挥部。12月31日，张永生以收缴武器为名，又来金华，指使他们抗拒上交武器，对他们说：“你们把坏的、不能用的、有枪没子弹的武器集中起来上交，象征性地交一点嘛，一点不交怎么说得过去?”要他们“坚决打，春节也不能停。”在张永生策动下，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武斗造成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邮电中断，机关瘫痪，除了铁路，其它交通阻塞，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金华城内就有三百多户被抢劫，打死群众29人，打伤200多人。(金华地委揭发)

浙江省经济发展状况：1974年由于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严重挫伤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国民经济情况严重恶化。全省工农业产值59．62亿元，比上年增长3．49％，工业产值71．73亿元，下降13．6％。列入国家计划的80种主要产品完成计划的只有8种。钢产量比上年下降53．5％，生铁下降59％，钢材下降46．6％，原煤下降55．5％，水泥下降32％，化肥下降44％，棉纱下降30％，棉布下降27．5％，财政收入下降24％。

1975年

1月14日

张永生在北京参加全国四届人大期间给江青写信。

1月17日

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指出，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实现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中央规定，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1月29日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决定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小组及其办公室，其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月底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精神，并贯彻中共中央〔75〕2号文件(主要精神停止民兵活动)。张永生等人串通少数省级机关和地市支持他们的干部，寻机闹事，要把会议开成批谭启龙带头翻案的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和抵制。于是他们就实行会内会外结合，组织各地造反派对会议施加压力。如温州地区来人，要求省委撤销七二年批林整风时的关于处理温州问题的文件，台州地区来人要求为批林整风中处理的两个杀人犯(无故抢杀205矿报喜群众)翻案，说是省委镇压造反派。洞头县造反派××、×××带了一伙人来大闹省委，冲击省委会议，直到把谭启龙、铁瑛同志抓走(最后被省委警卫连抢回)。

2月8日

省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央1月17日指示的意见：“中央文件传达毛主席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并指出：“我省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并对×××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各地、市、县已经成立的民兵指挥部、工农纠察指挥部等机构，一律撤销，新拉起来的民兵师、民兵独立团等机构一律解散。双方都不得另打旗号，继续活动。所有人员一律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在两派严重对立的地方，基层单位的民兵组织也要停止活动。

2月20日

中央电示：撤销杭州、宁波、温州三市民兵指挥部。

同日

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几个主要头头给王洪文写信说，杭州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被打，骨干被单位揪斗，另一派群众打出旗号要求杭州警备区成立民兵师，要王洪文支持，不要撤销杭州市民兵指挥部。

温州市民兵指挥部接省委通知后，还集中了一千五百多人，占领十多个据点，使一些工厂被迫停工。温州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攻击撤销民兵指挥部、缴民兵指挥部的武器是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贴出大标语“稳坐钓鱼台，不怕狂风恶浪”。温州市、文成、平阳县等地先后纠集了上千人员武装游行示威，甚至突击发展武装，突击发枪。还给一个局武装连发了轻机枪二挺，冲锋枪八支，拨一万元作应变经费。

2月21日

方剑文以省总工会副主任名义，接见杭州、嘉兴等八个地区和部分县工会(筹备会)负责人，并在讲话中点了省委和地委一些同志的名。对于方剑文无视中央、省委指示及广大群众的要求，继续搞派性一事，省委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责成其立即向省委作出检查。

2月25日

省委召开有省、地(市)、县三级机关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传达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会议由陈伟达主持，铁瑛、柴启琨传达，谭启龙作动员报告。

3月6日

省委给各地、市、县委，省属各单位党委(党的核心小组)的通知，并报中央。通知指出，方剑文同志2月21日背着省委以省总工会副主任名义接见杭州、嘉兴等八个地区和部分县工会负责人，并发表讲话，还点了省委、地委一些同志的名。省委认为，这样实际上是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干扰了毛主席“还是要安定团结为好”的重要指示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的贯彻落实，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极端错误的。省委除已严肃批评并责成方剑文同志立即向省委作出检查外，特此通报。各地、市县党委，应该教育干部群众，不要将方的这个讲话翻印、张贴、传抄。

4月6日至21日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调防命令，我省温州军分区、浙江省军区独立一师和台州、金华军分区与江苏省军区独立一师、安徽省军区独立一师和安徽省安庆、阜阳军分区对调，按时交换了防务。在这之前，中央已决定浙江驻军(二十军)同河南驻军(一军)对调。

4月18日

省委发布《关于撤销省委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于在清查运动中受批判、审查的人员，凡是没有作结论的，应由原来负责批准或同意审查的一级党委，根据调查结果，加以分析，按照党的政策定性，实事求是地及时作出结论。

4月底至5月初

省军区参加“三支两军”的指战员全部撤回。

5月5日

省委根据全国第16次公安会议精神，以及本省公安、法院机构已经建立的情况，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要求三支两军人员在5月底以前作好调回部队的准备。

5月8日

《浙江日报》讯：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学习朝农经验，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提出要“学理论，讲路线，学习朝农先进经验，深入开展教育革命”。

5月23日

张永生从“朝阳农学院”参观回来后到处作报告。二十三日他坐着小轿车，带了几个人去浙江大学作报告。浙江大学师生员工堵住大门，把张永生团团围住，指责批判张永生，要把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谬论。张永生当场向大家承认错误，要求放他回去。事后，张永生耍无赖，装死，在市民兵指挥部头头的策划下，住进浙江医院，制造舆论，说张永生被浙江大学学生打伤，在医院抢救，要省委成立“医疗领导小组”。他们还向王洪文发电报。王洪文接了电报后，打电话要省委保证张永生的人身安全，并调动飞机接张永生去北京。张永生离开杭州时，七、八十辆汽车为他送行。事后浙江大学不少学生遭到抓捕。

6月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派王洪文、纪登奎、郭玉锋带王邱、袁木、蔡克儒等来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

6月20日至8月4日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王洪文、纪登奎亦到会。会议根据邓小平的多次讲话精神，检查省委领导在关键时刻和一些重大问题上，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的“软、散”问题。具体清理批林批孔中关于省“三全会”问题，“批林批孔小组”和“双突”问题。谭启龙代表省委常委作自我批评。7月13日，会议向党中央、毛泽东报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15日，中央政治局即召开会议讨论。17日，中央迅即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作为中央〔1975〕16号文件下发。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提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并肯定“浙江省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决纠正前一段这方面问题的做法”。19日，会议开始传达贯彻中央〔1975〕16号文件。省委认为：浙江各地在批林批孔期间，在派性严重的头头的策划带动下，以发展帮派势力为目的，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这种错误从杭州市开始，逐步蔓延全省大部地区。发展党员中表现为，采用由某些人强制党员通过和到外单位或其他支部发展党员的办法，群众谓之“上督落”和“飞过海”。提拔干部不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或由某些派头头指定，或由个别党委成员点头算数。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党的章程和组织原则，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坚决纠正“双突”。同时又提出“双突”应作特殊情况处理。作出对突击发展的党员区别对待，突击提拔的干部回原岗位，废除列席常委的做法等规定。随即，会议分组揭批“双突”问题，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方剑文的错误，并决定分别予以处理。同时，省委确定杭丝联、杭钢、杭州齿轮箱厂等八大厂作为纠“双突”，批派性，增团结，促生产的试点单位。22日，就在这些试点单位全面传达中央〔1975〕16号文件。8、9月份，省委以点带面，形成批派性，纠正“双突”，整顿党组织，恢复发展生产的高潮。

7月6日

省委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极“左”口号，再次强调不要搞派性活动，要把生产搞上去。同时，首先抓各大厂的批派性、促生产活动，推动全省生产。同日，“杭丝联”数千名干部和工人在省体育馆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大会”。省委副书记谢正浩、中央轻工业部领导成员应章元在会上发了言。“杭丝联”厂领导干部主持会议，并由厂领导童云飞表示了决心。提出要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翁森鹤在家给胡金水写信：“中秋月夜墙上一只猫，风吹毛动猫不动。不要学袁绍、吕布，要遇事冷静，切不可急躁，原则问题不让步，要绕道前进。)

8日晚，杭钢召开全厂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提出团结起来，增强党性，批判派性，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口号，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把钢铁生产搞上去。13日起，《浙江日报》连续集中宣传杭州齿轮箱厂，加强班子建设，批派性，顶“双突”，促生产的经验。省委及时总结这些典型经验，在全省广泛开展“学大庆，赶杭齿”联系实际批派性，促生产活动和“一学四批五大讲”(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全省大部分厂矿企业在7月中旬，纷纷召开大会，开展上述活动，工业生产开始出现好的势头。

7月8日

省委决定查封长期为造反派占据，专门用来搞派性的三台山派山头(即占住三台山工人疗养院的以翁森鹤为首的所谓“工人政治学校”)。9日凌晨3时，省公安局予以查封。

7月9日

翁森鹤在家烧毁材料，被职工发现，上千工人、家属把翁家团团围住，并派人到省委报告。省委鉴于翁森鹤几年来所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并且态度恶劣等情况，省委决定组成专案小组拘留审查翁森鹤。12日，中央电示同意省委的做法。9月19日，省委向中央报告审查情况。认为翁森鹤在政治上，大搞抢班夺权，挑动武斗，大肆进行打、砸、抢，煽动派性，疯狂实施“双突”，而且经济上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大肆挥霍国家资财，情节十分严重，已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7月11日

浙江麻纺厂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省市委负责同志和中央轻工业部领导成员出席了大会，铁瑛在会上讲话。

7月17日

中央决定：省委副书记赖可可提任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任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调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文教组负责人罗毅任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调安徽省委常委滁县地委书记陈作霖任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省军区政委武世鸿任省委委员、常委。调山东省革委会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子石任省委委员、常委，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兼杭州市委第一书记。调北京汽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冯克任省委委员、常委，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吕剑光任省委委员、常委。调河南省郑州市委书记陈文书任杭州市第二书记。

下列同志调离浙江，另行分配：沈策、王子达、王醒。

下列同志免去省委、省革委会职务回部队：谢正浩、戴克林、朱全林、孟昭玉、刘昂、夏琦。

7月

经中央批准，省委重新任命了市委领导班子，组成市委办公会议，对外行文仍用中共杭州市委名义。第一书记：张子石，第二书记陈文书，办公会议成员：邱强、周峰、蒋宝娣、关器、易成铸、钱铭歧、王世震。

7月22日

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975〕16号文件和邓小平提出这一时期工作要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的精神(即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特别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到会。谭启龙、铁瑛号召全省军民紧密团结，坚决落实毛泽东、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以三项指示为纲，解决好浙江问题，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八千多机关干部参加了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谭启龙，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铁瑛、赖可可，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罗毅、陈伟达、陈作霖，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武世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张子石，省委常委陈冰、蒋宝娣、冯克、吕剑光。杭州市委第二书记陈文书和市委、市革委会的其他负责人，也出席了大会。谭启龙、铁瑛在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大会由赖可可主持。原来参加省委和省革委会领导工作的部队同志，胜利完成了“三支两军”工作，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部队工作。大会宣布了这一决定。

7月27日

省委决定：张永生、贺贤春、方剑文到绍兴、鄞县、龙泉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派性，改造世界观。8月7日，张永生给王洪文写信，伪造病情，诬告省委。鉴于张永生拒不服从组织决定，继续搞串连活动，10月10日，省委报请中央批准，决定将张永生调离浙江，由中央组织部下放到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公社西铺大队劳动。

7月下旬至10月

省委将省、地、(市)两派的主要头头、骨干二百余人集中在杭州三台山、舟山马目、十五奎巷杭州市委党校、金华铁路中心站等处举办学习班，一边学习、劳动，一边揭发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和方剑文等人的问题。

8月20日

《浙江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浙江日报通迅员、记者的文章，题为《“杭丝联”革命生产蓬勃发展，形势一派大好》，介绍了全厂工人和干部，精神振奋，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白厂丝、绸缎、印染绸的产量直线上升。

8月22日

在十五奎巷(杭州市委党校校址)学习班学习的原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头头×××等给王洪文写信，告省、市委以整顿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革委会办事机构推倒，从省委到杭州市委机关四大组全部撤销，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体制。用“拆庙赶和尚”的办法，把大批新老干部扣上搞派性的帽子，赶走的赶走，调走的调走，有的挂起来，把“隐士”请上台。省委在去年8月31日，9月1日两天时间内对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监委、计委、财办等七个省级单位，就任命五十二人，杭州地区省管干部五十人。杭州市委在十五天内任命市管干部一百五十四人，十三个县、区党委第一把手调换了十一人。温州地区十天内任命地管干部一百五十人等等。

8月23日

杭州市委召开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大会。中心会场设在省体育馆。参加会议和组织收听的有十万多人，“杭丝联”、第二棉纺织厂”、“浙江美术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单位代表发言，张子石在会上讲话，陈文书主持会议。9月9日、10月14日又连续两次批派性大会，会上摆表现，揭危害，挖根源，指出派性破坏党的领导，搞派性的一伙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疯狂地夺党的领导权，认派不认党，违反党章规定，大搞“双突”。歪曲甚至对抗党中央的指示，从小山头利益出发，打击和压制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大搞武斗，蓄意破坏革命和生产，叫嚷“越乱越好”，把浙江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搅得一团糟。提出搞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要坚决肃清派性流毒，搞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省委陈伟达、陈冰在会上讲话，会议着重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反动口号，介绍推广杭丝联等八大厂批派性、促生产的经验，公开揭露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派头头大搞派性的实质和罪行。这三次大规模的批派性活动，对进一步扶正驱邪起了重要作用。

8月31日

省委建立宣传、文教领导小组，组长：陈冰，副组长：杨梅波、商景才，成员：盛华、于冠西、何定。组织领导小组，组长：冯克，副组长：王耀亭，唐玉瑞，成员：许仁昌、王奎阁、胡本斋，赵国光、李修业。

9月1日

省委决定建立省农业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王起，副组长：杨各芳、金孟加，成员：吴植椽、林耀、张征喜。

9月26日

省委决定建立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和浙江省计划委员会、省基本建设委员会、省农业办公室、省财贸办公室。冯克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陈冰兼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陈伟达兼任省计委主任，陈作霖兼任省计委副主任，王一夫任省计委副主任，张兆万任省基建委主任，王起任省农办主任，王博平任省财办主任。(省委最近公布建立的省委组织组、宣传文教组和省计委、省基建委、省农办、省财办领导小组，即为以上各部、委、办的领导小组。补充陈伟达、陈作霖两同志兼任省计委领导小组组长。撤销省革委会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原三大组所属各单位，分别划归有关的部、委办领导和管理。)

9月27日

《浙江日报》刊登：《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狠批资产阶级派性》。报道了中共嘉兴、宁波、绍兴地委暨所在县(市)委分别召开大会。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剖析资产阶级派性反动实质。并表示要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10月1日

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在中南海接见浙江赴京国庆观礼的“杭丝联”等五个厂的29位代表，接见时指出张、翁、贺打着反复辟旗号搞复辟，打着反复旧的旗帜搞复旧。勉励大家要坚决按照〔75〕16号文件办，挺起腰杆，坚持党性，回去好好干。

10月3日

省委决定：陈作霖兼任温州地委第一书记，书记：沈芸、戴光、张启良，副书记：赵星、曾澄清，常委：李宏、张冰痕、董沛、徐明、赵守谦、董银娣、高玉珂。

10月11日

《浙江日报》刊登《学理论、抓路线、奋战四季度，夺取新胜利》。报道了省委召开工业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和毛主席、党中央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大寨，赶杭州齿轮箱厂，认真推广“杭丝联”的经验，广泛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迎接革命和生产建设新高潮。

10月22日

《浙江日报》刊登消息：《以高屋建瓴之势，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势力》。报道了温州三万多人在温州市体育场举行批判大会，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狠批资产阶级派性。省委副书记兼温州地委第一书记陈作霖参加了大会。地委书记戴光主持大会，地委书记沈芸、温州市委副书记英宜之等同志作了批判发言。

10月29日

省委在省体育馆召开省级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邓小平、华国锋在这次会上的讲话，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口号，提出要较快改变浙江近两年由于派性等原因而造成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落后面貌，赶上全国的步伐。会后，全省68个市、县先后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省委便着手组织省级单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11月中旬，省级各单位千余名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奔赴12个县、区农村。此后，省、地、县共组织三万余名干部和其他人员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农村帮助工作。全省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热潮。

10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推广杭丝联等八大厂批派性、增团结、促生产的经验，进一步广泛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明确第四季度工业生产任务。会议认为，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是端正企业路线，搞好领导班子建设，克服派性，促进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提出要进一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加强企业管理，建设和健全规章制度，坚决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明确第四季度工业生产的重点是抓好支农产品、轻工业产品、原材料和出口商品的生产，抓好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要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

11月22日

杭州市委在省体育场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四万多名党员参加了大会，(这是解放以来杭州市规模最大的一次党员大会。)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动员起来，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决不容许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市委第一书记张子石、第二书记陈文书和市委其他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

11月26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批示，批示指出，全国7、8、9月有一股右倾翻案风。从此在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在浙江产生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全国7、8、9月有右倾翻案风，而浙江7、8、9月正在贯彻16号文件，是正确的，没有翻案风，另一种观点认为浙江和全国一样，7、8月以后批派性、整造反派就是右倾翻案。特别是那些在贯彻16号文件中受批判和参加“学习班”的人更是到处议论串连，从检讨变为不满和对抗，从希望学习班早日结束到以学习班为阵地，要省委给他们“说清楚”。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浙江省根据中央指示，对工业交通进行了全面整顿，上半年经济开始回升。第四季度由于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工农业生产受到挫折。这一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131．02亿元，比上年增长0．3％。工业产值74．52亿元，增长3．9％，其中轻工业增长4％，重工业增长3．6％；农业产值56．5亿元，比上年下降6．3％。

1976年

1月1日

《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毛泽东主席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指出“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1月4日

《浙江日报》刊登《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报道了在毛主席壮丽诗篇和最近重要指示鼓舞下，“杭丝联”职工热烈歌颂大好形势，总结经验，乘胜前进。

1月5日

杭州市举行万人报捷大会，庆祝杭州市工业总产值1975年12月份超过历史最高月产水平，其它各条战线都取得出色成绩。有三百多个单位向大会报喜。

2月8日

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谭启龙、赖可可、张文碧、罗毅、蒋宝娣五人参加。会议由张春桥、纪登奎、王洪文主持。中心议题是“批邓(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会上王洪文和浙江省委赖可可等人以及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串连配合，把谭启龙当作批判对象，还以浙江参加会议的五人名义草拟了一个贯彻打招呼会议意见，认为1975年浙江存在着右倾翻案风，对批派性，办张永生等人的学习班是不对的，调整领导班子是受了邓小平“抓紧领导班子调整”的影响。最后王洪文讲话，要谭启龙留在北京检查，省委工作由赖可可主持，罗毅管常务。2月29日，3月1日赖可可、罗毅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先后召集贺贤春等一些派头头开座谈会，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捅给他们，煽动他们翻案。3月6日至28日，省委在屏风山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赖可可在会上大讲“浙江受右倾翻案风影响较深，危害较大，带来的问题也较多”。并把《我们参加座谈会后的几点初步看法》印发到会同志。

1月24日

张永生给妻子写信，大意是：上次写的那封长信，把问题讲清楚了，那些问题应由哪几位同志帮助申诉，也都明确写在信上了。不知有没有动起来?实在没办法。你最好写封信给江青同志，把我的冤枉处理，被害的遭遇，特别要强调的对我这样错误处理，更加助长了一些人进一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打击和迫害新干部，反对和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题目名字也可以写“张永生同志无罪”。

2月20日

张永生给王洪文写信。原文：

敬爱的洪文同志：您好！

前几天，由天津市委组织部的领导同志向我传达了您的批示(告诉永生同志继续休息。有什么意见可以写材料给中央。)，我听了以后，心情万情激动，热泪盈眶，感谢您对我的亲切关怀。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办。张永生敬上。1976年2月20日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2月25日

张永生给江青写信。信的原文：敬爱的江青同志：去年夏季前后在浙江猛然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把我打成反党、篡权、复辟的罪恶分子、资产阶级派性总头目。施展种种手段，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政治上陷害，最后竟以拒不执行省委决定的罪名，把我处理调离浙江，立即由中央组织部和省委派人把我押送河北遵化县西铺大队劳动。

今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谨向您申诉自己是无罪的，我是右倾翻案风的直接受害者。在此，我十分恳切的希望和请求江青同志在百忙中抽点时间接见我一次，聆听您的指示，向您彻底揭发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浙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平反，重返浙江。(张永生于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3月20日

由130多人组成的浙江各大专院校代表团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参观学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当代表团乘上46次火车后，浙江师范学院等又一批学生经劝阻无效，无票强行赴京。华国锋批示：“不管省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都不要来京。”列车到徐州附近停开，去京人员均被劝回。

3月24日

中共中央通知：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劝阻，大部分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3月26日

张永生从天津到北京，中央组织部把张永生安排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王洪文认为那里距离他远，找张永生又不方便，乱七八糟，把张安排在二里沟招待所。28日，王洪文找张到钓鱼台，作了路线交底。说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说话办事公平，××是我们上海调去的干部，跟赖可可一致，配合比较好，王洪文还提出，贺贤春回来协助赖可可、罗毅和杭州市委工作。我们把谭启龙和你一道找来，谈一次，你可以向他开炮。

3月下旬

全省开始大量出现指名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把贯彻〔1975〕16号文件，斥责为“右倾思潮”，公开美化翁森鹤等一些派头头，为他们翻案。一时这类大字报贴满了闹市区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一带的墙上。

3月

杭州市人民群众开始陆续通过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来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邦”一伙的痛恨。杭州汽轮机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编的《周总理遗言》，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遗言”写道：“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更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等。这个“遗言”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掀起追查制造“总理遗言”的运动。

4月1日

杭州市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规模愈益增大。凌晨三时许，杭州钢铁厂的群众将一个直径三米多嵌有周恩来遗像的大花圈悬挂在杭州延安路解放街百货大楼附近的市劳动局大楼的旗杆上。凌晨六时，杭州市工交公司的职工又在湖滨的大街上安放了一个大花圈，并将“谁冲击、污蔑、诽谤敬爱的周总理就打倒谁!”“谁反对周总理就是人民的公敌!”“誓与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坚决打倒野心家马天水!”等大标语贴在街头。人们敬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和张贴在街头的标语越来越多。杭州玻璃厂用树胶布做的五十米的大标语写着“深切怀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占据了解放街百货商店大楼的整个正面，成为杭州街头最醒目的战斗号令。“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严防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沉痛悼念贺龙，陈毅、方志敏烈士！”等标语布满了杭州城里的闹市区。全省其它地、市广大群众也纷纷自发起来开展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4月2日

贺贤春给张春桥写信。信中写道，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前段时间在全国、在我们浙江刮起的那股否定文化大革命之风是如此猖獗，……没有人敢对文化大革命道个好?为什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都好象有罪，见人要低头三尺?为什么新干部被搞下去，新生事物一件一件被否定?……总根子是……，去年8、9月政治谣言四起，现在借悼念周总理为名，张贴分裂中央，为邓小平翻案的大写报……。

4月3日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张永生，要他养好身体同走资派斗，不要把造反派的梭角磨圆了。到了半夜，江青一伙把在京的谭启龙叫来，张永生当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面揭发批判谭启龙怎样秉承邓小平的指示，在浙江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复辟路线。张春桥、江青批判谭启龙对抗王洪文的指示，把矛头指向王洪文。把丁冬青、刘大华隔离审查，并要他俩交待把张永生送往北京进行抢救的飞机是谁派的，矛头直指王副主席。王洪文还要张永生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讲，和谭启龙辨论。接着，张永生就在招待所写了一万多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总结”。他总结出一条主要教训，就是对走资派斗争还不够坚决，不够狠。到得王洪文、江青等人的赞许。

4月4日

这天是清明节，全省连续几天的悼念活动被推向了新的高潮。杭州市解放街百货商店大楼一带以及少年宫广场、浙江展览馆前布满了花圈、挽联和诗词、标语。“杭丝联”安放在少年宫广场的用钢筋做骨架、直径五米多的花圈引人注目，张贴在解放街百货商店大楼对面墙上的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的全文和写有“总理伟大，小平不倒”的小标语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群众，华侨饭店门口的“挥泪继承总理志，永写千秋革命史，若要江山春常在，不对妖魔施仁慈”的大标语耀人眼目；上城区职工张贴的诗词“倒海翻江，地动山摇。问君何故?波浪恶涨。古有尧舜，今有人民，何惧骇浪，填海挡江”。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打倒邓小平，天下不太平”等标语口号表达了群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决心。浙江第二医院墙上还贴出一幅图画，在一个上写“北”、下写“南”的大圆圈里，写着“1、2、3、5、9、7、8、9、11、12”，意即“打倒邓小平缺‘东西’，缺‘事实’”。在浙江大学里，贴出来的《丙辰清明节特刊》上，并排抄录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斯大林《悼列宁》和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全文，同时，尖锐地指出：“林彪一类打着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尽管他们猖獗一时，到头来无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杭州站扳道工徐阿法在上海乘务员的支持和帮助下，用油漆和沥青在路经杭州的列车上写上了“绞死它，绞死《文汇报》那条向周总理狂吠的疯狗！”“马天水贩卖政治谣言必须彻底追查！”等大标语，向外省、市传递了杭州人民的斗争信息。杭州市人民群众在大会堂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有的献花圈、诗词，有的则慷慨陈词，揭露“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在此前后，全省各地人民群众纷纷举行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但这一活动很快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而受到镇压。

4月7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了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对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以及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的新闻。省委当晚召开了省委常委会和全省电话会议，赖可可在会上说：杭州市和一些地方出现类似天安门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对幕后策划者，要严加追查。就在同一天晚上，一些帮派偷拍了杭州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所献的花圈和书写的标语和照片。另一些帮派分子强行冲进省府大楼，逼省委常委逐个表态，并绑架了陈伟达。王洪文在接到浙江省的电话报告后则认定，杭州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就是反革命事件”。

4月9日

王洪文打电话给赖可可，说浙江的反革命事件比较突出，全国是江苏第一，浙江第二，要抓反革命，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同日

省市十多万军民在杭州市少年宫广场举行集会，出席大会的有省市委负责人。张文碧主持大会，罗毅宣读中央两个决定。会后，省市负责人和群众一起举行了游行。《浙江日报》报道：全省各地区数百万群众集会游行，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四·四事件”后张永生炮制了《杭州市四·四事件与天安门事件》的文章，提出“杭州四·四事件，决不是孤立的，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组成部份，一定要追查到底！”

4月15日

省委发出通知：清明节前后，杭州连续出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诗词、大字报等。特别是清明节那一天，妄图转移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5月8日，省委成立了“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领导小组，赖可可任组长，罗毅、张子石任副组长。专门组织了清查班子。公安部的祝家耀分别于5月10日和5月25日两次来杭州追查“总理遗言”和“反革命事件”。5月份，全省就收缴“总理遗言”、“转弯子十二条”、“三位首长讲话”等印抄件56700余份，在杭州查获流传全国的“总理遗言”的直接起草者；抓捕一批制造反革命事件的重点嫌疑犯。在此过程中，王洪文、赖可可认为浙江公安部门不可靠。9月7日，物色亲信，撇开公安部门，专门成立省审查小组。把省委多数常委和一些中央领导列为追查后台的重点对象，进行秘密审查。5日至8日，全省为此先后逮捕、拘留、隔离审查42人，其中18名中共党员。刘亦夫、袁哨吟一家作为“总理遗言”制造者嫌疑犯被抓捕送北京审查。赖可可还批准枪决一位对“批邓”不满的农民。

4月下旬

赖可可要省庆祝“五一”办公室给贺贤春发请柬，派车到鄞县贺贤春劳动的地方，接回杭州参加“五一”节的活动。“五一”过后，赖可可的秘书去贺贤春家，传达赖的意见，不要回宁波，出来工作。

5月4日

赖可可在听取某地委汇报时讲话：“杭州花圈不少，钢架子的，杭丝联、杭州大学、嚣张一时，他们真的悼念总理、杨开慧？他们是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是制造反革命舆论，浙江比较突出。……五月份要大活动。开公判会，大张旗鼓杀一批。

5月6日

省委、杭州市委召开“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批判邓小平反动罪行”大会。省市十万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和驻杭部队指战员参加。大会主会场设在省体育馆，大会由省委副书记罗毅主持，省委书记赖可可在会上讲了话。

6月2日

省委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省级机关学习报告会。省委领导同志和省级机关部分干部参加了报告会。江山县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在会上介绍了他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体会。省委书记赖可可也在会上讲了话。9月5日，《浙江日报》一版显著位置以《掌握革命理论同走资派斗到底》为题，报道了这次报告会概况。

6月22日

《杭州日报》刊登《两大阶级的生死搏斗——从杭州反革命事件看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矛盾》。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追查反革命，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29日，《杭州日报》刊登文章《走资派还在走，反革命确实有》。

7月20日

《浙江日报》发表了题为《反革命的卑劣伎俩——评杭州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一个反动特刊》的文章。文章指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在杭州清明节反革命事件中精心炮制和刊出的三个悼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斯大林的《悼列宁》摘录、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上的悼词)并列的反动特刊，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杰作”。

同日

省市革委会召开“批判邓小平反动罪行，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大会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声讨张天成、章纪法等六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反革命罪行。大会在省体馆等45个会场同时召开，省市十万军民参加，主会场设在省体育馆。大会结束后，张天成、章纪法等6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押上汽车，游街示众。

7月28日至8月11日

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引向深入问题。会议认为：我省属于“问题多”的省份之一。省委去年8月到10月，先后3次召开十万人的批派性大会，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省委去年10月办的“三台山学习班”和省委委托杭州市委办的“十五奎巷学习班”“是完全错误的”，省委去年下半年调整部分地县的领导班子“也同样是错误的”。

8月15日

省委改变了原来由各地团委负责组织“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决定，向各地、市委发出了电话通知，规定“凡是有红代会的，共青团、教育局等有关部门应配合红代会共同搞好‘八·一八’庆祝活动”。由于这个通知，已告撤销的“省红代会”发出“口号声明”，要求恢复省、市工代会、红代会、工宣队、民兵指挥部。企图推翻中央〔1975〕16号文件，为“双突”和一些人翻案。23日，中央领导对此明确提出：中央〔1975〕16号文件是正确的；少数人批判并企图推翻这一文件，为“双突”翻案是错误的，不准为翁森鹤翻案；不准恢复工代会、红代会和民兵指挥部一类派性组织和重新搞山头，拉队伍搞串连等七条电话指示。31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的七条电话指示和〔1976〕13号文件。9月2日至7日，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就如何贯彻中央〔76〕13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月20日，省委重申，原红代会少数人自行恢复红代会是无效的，不能行使职权，有关人员要向省委作出检查。

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逝世。9月18日，省市二十余万军民在省展览馆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大会由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铁瑛同志致悼词。

9月20日

省委书记赖可可给王洪文写信：“现在有相当一部份人(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有右的思想，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笼统说说而已，内心不服，有些有严重错误言行的人，现在又神气活现了。这是个大问题，搞得不好，可能有较大的反复。

9月25日

省委、省革委会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赖可可作《化悲痛为力量，把批邓斗争进行到底》的报告。30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刊登了这一报告的全文。

10月13日

造反派黄××纠集了几个亲信议论“四人帮”被抓的消息。(10月7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他们认为“这下彻底完蛋了，成了鸡笼里的鸡，任人宰杀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坐等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干过好了，死活总是一场，上山打游击去!”他们紧张活动，秘密串连。13日接上海帮小兄弟催他们去上海的电报。他们分析：上海基本上是张春桥控制的，南京军区丁盛(司令员)基本上是张一路的，南京是上海的屏障，如果南京能挡一下，上海就可以相持一段时间，这样一来可能南北对立。毛远新在辽宁有基础，又是沈阳部队政委，这样是可能出现南京夹攻。决定当天去上海，由来××开了吉普车四个人一同去上海。在路上黄讲“四个人都抓起来了，上海总要跳一跳，他们动，我们一道去干好了。××讲：束手就擒，不肯的，要么战死在沙场，要么胜利而归。14日凌晨在上海见到胡×，胡只把四人帮被抓的情况告诉了一下，未见上海有什么行动，中午他们即返回杭州。七、八个人在贺贤春家，贺贤春表示我已做了最坏打算，到时候回宁波去，发动农民上山打游击等。

9月19日

铁瑛在省市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话，他代表省委对如何做好传达贯彻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发表了如下意见：

第一、各级党组织要集中精力，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继续传达贯彻好。第二、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三、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促进革命团结。第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第五、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嗣后，省委又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省委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彻底揭发“四人帮”滔天罪行，但是要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

10月21日

省市军民开始纷纷涌向街头，敲锣打鼓，举行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庆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伟大胜利。

11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1976)16号文件，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浙江日报》发表题为《以党中央的指示为武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的社论。

11月19日

省委决定成立“清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材料组。这样，随着中央批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的下达，我省开始了揭批查“四人帮”阴谋活动及其帮派体系的群众运动。

浙江省经济发展概况：1976年，由于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浙江省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不好。全省工农业总产值136亿元，比上年只增长4％。工业产值为78亿元，增长4．7％。钢、生铁、炭、发电量、水泥等主要产品都没有完成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了4．74亿元，为年计划的88．5％。外贸收购计划完成8．06亿元，为年计划的80．0％。财政收入完成13．69亿元，为年计划的72．6％。农业生产情况较好，总产值达58．2亿元，增长3％。春粮、早稻、晚稻三季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227亿斤。茶叶产量达88．3万担，创历史最高水平。

附录：

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间及人员名单

1967年4月

台州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徐舒民

副主任 沈芸

副主任 柴及

副主任 于克家

副主任 柳子毅

副主任 徐明生

副主任 任泽光

副主任 王振东

副主任 丁建华

改组后的省军管会对67年4月已成立的台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不予承认。同年9月被推倒。成立了以军分区为主的生产办公室，维持面上的工作。

1969年1月20日

台州地区革委会第二次成立

主任 蒋玉和 (69·1～75·4)

第一副主任 周凤鸣 (69·1～76·11)

副主任 邹树泰 (69·1～75·4)

副主任 王贵堂 (69·1～75·6)

副主任 陶冬春 (69·1～76·11)

1969年12月

台州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

组长 蒋玉和 (69·12～71·9)

副组长 周凤鸣 (69·12～71·9)

成员 邹树泰 (69．12～71·9)

成员 王贵堂 (69·12～71·9)

成员 丁建华 (69·12～71·9)

成员 隋荣庆 (69·12～71·9)

成员 伏庆祥 (69·12～71·9)

成员 裴公望 (69·12～71·9)

成员 徐永久 (69·12～71．9)

1971年9月

台州地委成立

书记 蒋玉和 (71·9～75·4)

第一副书记 周凤鸣 (71·9～76·11)

副书记 张序昭 (71·9～75·4)

副书记 王贵堂 (71·9～75·6)

副书记 丁建华 (71·9～73·7)

副书记 邹树泰 (71·9～75·4)

副书记 隋荣庆 (71·9～75·2)

常委 裴公望 (71·9～75·4)

常委 刘鲁军 (71·9～76·11)

常委 牟叔贞 (71·9～76·11)

1967年3月14日

宁波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张茂勋 (67·3～11月)

副主任 张紫萍 (67·3～11月)

副主任 赵永义 (67·3～11月)

副主任 马心良 (67·3～11月)

副主任 黄尧龙 (67·3～11月)

副主任 强世贤 (67·3～11月)

副主任 刘春泉 (67·3～11月)

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张茂勋 (67·3～11月)

副组长 张紫萍 (67·3～11月)

成员 强世贤 (67·3～11月)

1967年3月

宁波市革委会成立

主任 郑若鸿 (67·3～11月)

副主任 陈信章 (67·3～11月)

副主任 沈新康 (67·3～11月)

副主任 俞兆昌 (67·3～11月)

副主任 宋新华 (67·3～ )

副主任 隋宏 (67·3～11月)

改组后的省军管会不承认3月份成立的地、市革委会，同年10月1日起对宁波实行军管。

1966年1月30日

重新建立宁波地区革委会

主任 柴启琨 (69·1～75·6)

副主任 石瑛 (69·1～75·6)

副主任 张国斌 (69·1～75·6)

副主任 郑若鸿 (69·1～75·6)

副主任 沈宏康 (69·1～75·6)

副主任 韩一忠 (69·1～77·2)

副主任 应四官 (69·1～77·7)

革委会核心小组

组长 柴启琨 (69·1～71·3)

1969年1月

宁波市革委会成立

主任 郑若鸿 (69·1～71·2)

副主任 张泽民 (69·1～71·2)

副主任 邸建胜 (69·1～75．6)

副主任 谷秀锋 (69·1～77·8)

副主任 陈本水 (69·1～77·12)

副主任 陆菊清 (69·1～77·2)

副主任 李鸣庆 (69·1～77·11)

副主任 刘岳伍 (69·1～77·11)

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郑若鸿 (69·9～71·2)

1971年2月24日至28日

宁波地区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第二届委员会委员42名，常委12名。

书记 柴启琨 (71·2～75·7)

第一副书记 石瑛 (71·2～75·6)

副书记 张国斌 (71·2～75·6)

副书记 郑若鸿 (71·2～76·5)

副书记 苏佩荣 (71·2～76·5)

常委 张利一 (71·2～75·6)

常委 赵永义 (71·2～75·6)

常委 徐刚 (71·2～75·6)

常委 贾俊才 (71·2～77·2)

常委 尚荣贵 (71·2～77·2)

常委 李春姣 (71·2～73·11)

1971年6月25日至28日

宁波市召开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产生宁波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39名，常委11名

书记 贾俊才 (71·6～77·2)

副书记 刘岳伍 (71·6～75·6)

副书记 解希孟 (71·6～75·6)

副书记 黄建英 (71·6～72·3)

副书记 王学正 (71·6～77·7)

副书记 谷秀锋 (71·6～77·8)

常委 邸建胜 (71·6～75·6)

常委 李元俊 (71·6～73·5)

常委 昌诚智 (71·6～75·6)

常委 宋瑞甫 (71·6～77·7)

常委 王永祥 (71·6～75·6)

1967年12月20日

杭州市革委会成立。市革委会由71人组成。

主任 王子达 (67．12～75·5)

第一副主任 汪石川 (67·12～75·6)

副主任 徐树年 (67·12～75·6)

副主任 邱强 (67·12～75·6)

1970年11月28日

杭州市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1038人，选出委员64人，常委13人，副书记5人

书记 王子达 (70·11～75·7)

第一副书记 汪石川 (70·11～75·7)

副书记 邱强 (70·11～75·7)

副书记 周锋 (70·11～75·7)

副书记 徐树年 (70·11～75·6)

副书记 程忠顺 (70·11～75·6)

副书记 陈侠 (70·10～72·11)

常委 于永勋 (70·10～75·7)

常委 张紫萍 (70·10～75·7)

常委 王棣荣 (70·10～75·6)

常委 方进 (70·10～72· )

常委 李元贞 (70·10～75·6)

1968年4月20日

金华地区革委会成立

副主任 梁长庚 (68·4～75·6)

副主任 束恂 (68·4～75·6)

副主任 张景祥 (68·4～69·5)

副主任 尹家丰 (68·4～69·5)

副主任 郭建华 (68·4～78·9)

副主任 倪兵 (68·4～77·7)

常委 杨东喜 (68·4～75·6)

常委 陈波 (68·4～70·1)

常委 汤沏 (68·4～70·4)

常委 方明 (68·4～70·4)

常委 魏志开 (68·4～70·1)

常委 朱水婷 (68·4～70·1)

常委 李光悟 (68·4～76·12)

1968年5月19日

绍兴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叶剑华 (68·5～75·6)

副主任 易继明 (68·5～70·3)

副主任 周效儒 (68·5～70·3)

副主任 谢吉庚 (68·5～77·1)

副主任 杨金林 (68·5～72·10)

副主任 张英 (68·5～77·12)

绍兴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叶剑华 (69·7～71·4)

成员 周效儒 (69·7～71·4)

成员 谢吉庚 (69·7～71·4)

成员 黄少山 (69·7～71·4)

成员 杨金林 (69·7～71·4)

1971年4月10日至13日

绍兴地区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第一届委员会委员36名，常委10名

书记 叶剑华 (71·4～75·6)

副书记 周效儒 (71·4～77·10)

副书记 王运 (71·4～75·6)

副书记 谢吉庚 (71·4～77·1)

常委 赵明才 (71·4～75·6)

常委 潘成美 (71·4～73·6)

常委 黄少山 (71·4～75·6)

常委 肖殿湘 (71·4～75·6)

常委 朱锦林 (71·4～77·1)

常委 单幼珍 (71·4～76·10)

常委 杨俊达 (71·8～76·10)

1968年9月16日

嘉兴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王民 (68·9～75·6)

第一副主任 刘桂 (68·9～75·6)

副主任 王光松 (68·9～69·11)

副主任 贺修贤 (68·9～75·6)

副主任 罗美琴 (68·9～75·1)

副主任 王盘生 (68·9～75·6)

1969年8月

嘉兴地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王民 (69·8～71·2)

1971年2月

嘉兴地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

书记 王民 (71·2～75·6)

副书记 刘桂 (71．2～78·4)

副书记 贺修贤 (71·2～77·4)

副书记 张敬堂 (71·8～75·6)

副书记 杨兴桂 (71·9～75·6)

副书记 张学义 (71·8～73·1)

(71·2～75·6)

常委 褚士俊 (71·2～75·6)

常委 戚培江 (71·2～75·6)

常委 周云辉 (71·2～75·6)

常委 赵荣 (71·2～73·5)

常委 赵友千 (71·2～75·6)

常委 梁官清 (71·2～73·7)

常委 苗瑞军 (71·2～75·6)

常委 杨逸梅 (71·2～75·6)

常委 张学义 (71·8～73·1)

1968年11月18日

丽水地区革委会成立。

第一副主任 何纪明 (68·11～70·11)

副主任 苏乐良 (68·11～70·12)

副主任 毛同昌 (68·11～77· )

副主任 田新友 (68·11～77·11)

副主任 雷桂梅 (68·11～78·10)

副主任 李志斌 (68·11～78·11)

1969年4月

丽水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何纪明 (69·4～71·12)

1971年12月18日至22日

丽水地区召开党代会，成立了丽水地委

书记 何纪明 (71·12～75·6)

副书记 刘俊芝 (71·12～75·6)

副书记 纪中一 (71·12～75·6)

副书记 王光松 (71·12～75·6)

副书记 孟照耀 (71·12～75·6)

副书记 张复兴 (71·12～75·6)

常委 杨才 (71·12～75·6)

常委 顾琴洲 (71·12～75·6)

常委 牛万龄 (71·12～75·6)

常委 李光殿 (71·12～75·6)

常委 黄连山 (71·12～75·6)

常委 王森恩 (71·12～75·6)

常委 雷桂梅 (71·12～75·6)

1968年12月3日

温州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戚庆连 (68·12～75·4)

副主任 吕允均 (68·12～71·8)

副主任 霍发跃 (68·12～70·5)

副主任 毛张苗 (68·12～70·5)

副主任 赵星 (68·12～77·2)

副主任 朱志君 (68·12～75·10)

副主任 童银娣 (68·12～77·9)

温州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戚庆连 (71．1～71·12)

副组长 赵星 (71·1～71·12)

副组长 吕允均 (71·1～71·12)

1968年12月

温州市革委会成立

主任 毕庶璞 (68·12～73·1)

副主任 伏庆祥 (68·12～71·8)

副主任 宋宗文 (68·12～71·8)

副主任 史世忠 (68·12～71·8)

副主任 陈树松 (68·12～77·3)

副主任 唐维敏 (68·12～69·4)

温州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

组长 毕庶璞

副组长 伏庆祥

副组长 宋宗文

副组长 李明

1967年3月舟山军管会成立

主任 曹思明 (舟嵊要塞政委)

黄朝天 (舟嵊要塞司令)

王景昆 (舟嵊要塞司令)

1971年4月舟山地区革委会成立

主任 铁瑛 (71．4—72．4)

王景昆 (72．7—78．9)

第一副主任 沈佩华 (71．4—73．2)

副主任 康明才 (71．4—73．2)

副主任 仇福宗 (71．4—75．6)

副主任 方忠维 (71．4—75．6)

副主任 肖杰 (72．7—75．6)

副主任 尹作清 (71．4—72．7)

副主任 薛鲁生 (71．4—75．12)

副主任 江利华 (71．4—78．9)

副主任 邵乃奋 (71．8—77．2)

1971年5月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

组长 铁瑛

副组长 沈佩华

邵乃奋

康明才

1972年7月13日至15日

舟山地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委员37名、常委15名

第一书记 王景昆 (72．7—75．7)

杨映雪 (75．7—76．10)

书记 邵乃奋 (72．7—77．3)

书记 张朝忠 (72．7—75．6)

书记 仇福宗 (72．7—75．6)

副书记 李辉 (72．7—73．3)

副书记 曹柱亭 (72．7—75．6)

常委 高子成 (72．7—77．5)

常委 王道善 (72．7—76．1)

常委 刘敬厚 (72．7—75．6)

常委 卞星晨 (72．7—76．10)

常委 陈鹤华 (72．7—75．6)

后记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悲剧。科学地研究文化大革命，正确地总结其历史教训，是很有意义的。

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都遭受了这场浩劫，但又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了研究和探讨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始末，积累资料，我们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编写了这本《浙江“文革”纪事》。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大量资料或失散，或销毁，现在主要依据已查到的档案和报刊资料，编写这本《纪事》。

《纪事》所记载的事例，基本上都有书面文字依据。其中个别事件当时记载不全，我们通过对当事人采访加以补充，事实是可靠的。《纪事》中有的事例在当时报道时，我们认为是不够真实的，如某次集会参加群众有多少万人，从该地会场最高容量及实际情况，显然是有夸大之处。类似情况在别的问题上也存在，为了保留当时报道的原样，未加修正。有的事件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将当事人姓名隐去。

《浙江“文革”纪事》，在编写过程中，许多老同志给予热情的支持和指导，借此机会谨向他们和所有关心和支持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关系，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同志们指正。

编者198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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